水价的社会维稳成本

南方日报

作者：姚遥

没有水了,人可以活多少天?这不是环保的宣传,而是一场潜在的社会危机的预警。

近年来河流迅速被污染,水源地受到影响也在 意料之中,污染的饮用水对公众健康造成大规模威胁就在身边,而且时有发生。一方面是企业污染了大量的水源,另一方面是企业将仅存的洁净水源垄断用于生产饮 用水,高质量的饮用水硬生生地被营造成了稀缺的商品,"水会是下一种石油"正在变成现实。

由于水价的调整才刚刚开始,目前水价对社会 矛盾的影响也还未大规模显现出来。有些地区,比如昆明市的水价近三年来陆陆续续上涨了将近90%,但是对于水价的抱怨还没有成为一种主要的社会矛盾。最近 十多年,一些发展中国家已出现了大量因水价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乃至于骚乱。这些教训,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水行业是个暴利行业,在国际上几乎无可争 议。而水务的私营化,被国际视为解决饮水问题的灵丹妙药。WTO通过的GATS(服务贸易总协议)把饮用水供应列为可以买卖的商品后,跨国水公司开始全面 进入发展中国家,并带来了水价上涨的风潮。当水价引发社会矛盾时,跨国水公司也因此而成为水价上涨的象征。

1999年,玻利维亚人民被迫将水务私营 化。贝希尔特的子公司AguasdelTunari,进入玻利维亚市场,提出四年的合约,要将该国大部分的水务私营化。不久,穷人的水费增至原来的两倍, 然后是三倍。穷人对于水费的变化不仅更敏感,而且使用更多水资源的强势集团,反而可以从政府获取水价的补贴。愤怒的情绪终于爆发,玻利维亚科恰班巴省街头 爆发了抗议,人民走上街头要求马上终止水务合约。抗议事件导致当局动用戒严令来保障公司的合约,穿着便衣的秘密警察躲在军装警员后面,向群众开枪。戒严令 导致一名少年死亡,逾百人受伤。即便如此,也无法阻挡公众的抗争,为水的抗争就是为了生存权的抗争,玻利维亚各地为反抗水务私营化出现多次骚动。这种故事 在一个又一个的国家里重复发生着,在肯尼亚,在巴西,在菲律宾,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他们的穷人被迫购买昂贵的饮水,有些国家普通家庭用于支付水费的部分达 到家庭支出的四成,或者饮用不洁净的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全世界超过12亿人未能得到干净的饮用水,每年有超过500万名儿童,大部分在非洲及 亚洲,死于可避免的、与食水有关的疾病。

对于穷人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命运制定的两难 选择,他们还有第三条路线,就是抗争。代议制度不完善的地区,穷人可以选择法律手段维权；法治不完善不健全时,穷人只好选择社会运动；当社会运动也无法进 行时,骚乱就是最后的选项。其他发展中国家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社会危机,和我们目前所走的路线惊人相似。对我国而言,水价的调整还只是开始的阶段,而跨 国水公司在国内的份额还比较有限,这些都是好的因素。而不好的因素在于,无论水公司的所有权属于谁,调价的方案最后都是由政府出面拍板的,政府就这样对水 价调整带来的社会矛盾也进行了背书。

今天所有水价调整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普通老 百姓,尤其是其中的弱势人群对水价调整方案的影响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尽管所有水价调整方案时,政府部门都有承诺会考虑低收入人群的状况,可是这并 不是一张保票。这个承诺不仅短期不缓解矛盾,当水价没有考虑低收入人群,而水价带来的社会矛盾在未来显现时,只会增加普通公众对于相关政府部门的矛盾。普 通公众和弱势人群的利益能否被考虑,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并没有被忘记。只是在丰厚利润面前,利益集团实在不愿抽出闲暇,也不愿拔一毛以利天下,也往往不相 信水价上涨以后,买不起水的人真能折腾出什么,最终这个滚烫的山芋被抛向社会。

眼下,对于普通公众的声音,更多利益方还是 心怀侥幸,一位投资咨询公司的总经理就认为,"随着市场体系的日益深化以及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中国居民对于水价上涨的承受力其实还是有的"。水价的问 题,因此和教育、医疗、养老的问题一样,不是在一个多方对话中进行博弈,而是利益集团不断和普通居民的承受力进行着博弈,豪赌社会冲突的临界点。

从经济学的角度,水价的上涨是一个复杂的公 式。是否将社会大众也引入上涨的公式之中,靠的是政府的高瞻远瞩,靠的是企业的长期利益计算,也靠的是普通公众利益的有效表达。三者都靠不住的时候,那就 只有陷入其他发展中国家已经出现过的所有漩涡之中。更糟糕的是,这种冲突在我国不会表现为公众与企业之间的冲突,而是以公众与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的冲突表现 出来。

所以,不考虑社会维稳成本的水价,就是社会的又一个火药桶,而政府部门又被放在了火药桶之上。无论于公于私,赶在弱势人群的抗争之前,政府部门先行一步,将对弱势人群的保护先落到实处,消除水价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功莫大焉。

作者系青年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