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遥：传知行的罪是我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北京公安部门出具起诉意见书，初步给传知行事件盖棺定论。起诉意见书中，公安机关建议检察院以非法经营罪起诉郭玉闪与何正军二人。

关于此事，这里无需赘言。已有相当多的技术分析文章指出，当事人无罪，此口袋罪或者不成立，或者是人为地构陷。

而起诉意见书认定"非法经营"一事，基于的是三部分。

其一，接受境外资金。根据前段时间的统计数据，外国基金会在国内公益组织中的资助额度下降很快，但依然有百分之十五。国内有相当数量的组织，曾经是主要依靠境外基金会的款项。即便在境外基金会逐渐边缘的今天，还是有一定数量的组织，在接受国外基金会的捐款。而这样一项正常的活动，就成为起诉传知行两位当事人的引子，让人联想起俄罗斯对境外资金也痛下杀手的类似做法。

其二，对社会问题进行调研。对社会问题进行研究，撰写研究报告，举办演讲会，如果只留下主要的名词，这些工作方法都不陌生，这都是公益机构常见的标准工作手法。至于推动各种社会民生的制度改革，这也是公益组织的使命。在这里，传知行也与其他机构无二。

其三，自行打印出版。所谓的非法经营，无外乎将工作资料汇编成册，印刷分发。如果购买书号印刷，还要额外再多出两万多块的书号费，为此对于绝大多数也没准备投入市场卖钱的工作资料，都采用了自行印刷的方式。敢问，国内哪家民间的组织，土豪到每做一本印刷品就去购买一个正式的书号？民间组织是做公益的，不是印书卖钱的公司，公益方面的内容本身受众就很狭小，在市场化的出版管制体系下根本没有生存空间。比如意见书中提到的，传知行在七年的时间里，印刷了多本图书，但总的数量鉴定出来只有一万九千册。用市场的话语来理解，如果是书商这样出书，早就赔死了。对于公益组织来说，也只有一个办法克服这样的出版管制困境，那就是尽量不申请书号，自行印刷以后赠阅。赠阅本身是为了扩大机构的影响面，最好能直接的带动机构的捐赠增加。为此，接受赠阅的人如果回去以后又捐了一笔钱进来，这是最好不过了。如果有人当场就掏出一些钱来，也是个好事。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最普通不过的行为，最终成了公安部门建议起诉的核心要点。

无论此前业内是否认识或了解传知行，也无论是否认同或支持传知行，但面对郭玉闪与何正军受到刑事起诉的案例，究竟该怎么看。对照起诉意见书，几乎所有的公益组织都有涉及被认为犯罪了的行为，也就是说，如果排除其他因素，那么几乎所有的公益组织都已经触犯了"非法经营"罪，面对这样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还有逃避的余地吗。

或许还真有。公益行业中遭遇政治压力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每次都以绝大多数人用鸵鸟政策过关，类似传知行受到打压的事情，是孤立的个案，并非行业的压力。

划分的标准就是政治化。不少人面对传知行受到这样的打压的条件反射，就是这些家伙的行动太政治化了。对于国内的行动者而言，需要相当的谨慎和去政治化。

可巧的是，现在的这个案例里面，传知行就是长期以来最高调坚持去政治化的机构。虽然因为历史和偶然原因，负责人涉入了陈光诚案件，以及机构间接被卷入了占中问题。传知行当事人涉入过政治，而也正因为当事人本身熟悉政治的因素，相对于大多数少涉及政治的机构和负责人而言，传知行对于政治敏感性的把握更加精准，从机构战略到具体活动，很难找到比这家机构更加捍卫敏感天花板的行动者了。对郭玉闪和和何正军的处理也可以看到，政府方面确实没有找到能从政治问题入手的突破口，最终只能选择"非法经营"作为入罪理由。在同一时间段，国内正有三十余人被山巅和碘伏批捕。"非法经营罪"相对于寻衅滋事或者山巅，话语上都要客气了许多，虽然量刑方面没有减弱。而如此非法经营罪之下，哪家民间组织敢拍胸脯说自己不会违法呢？不仅仅非法经营罪，还有其他诸多的口袋罪都等着，随时可能掉下来搜捕自己的猎物。

现实就是这么荒唐，最为坚持去政治化的机构，如今又被更加去政治化的机构认为过于政治化了，从而招致打压。如果更为诚实的面对现实，不难发现，政治化的天花板是不存在的。

那些也声称绝不参与政治的机构，就能躲开这个政治打压的天罗地网吗？立人图书馆与爱思青年都是突然之间被关门的，至今未见弄清楚具体由头；关注环境问题的行动类机构，终究要帮助一线的污染受害者挑战国企与政府，而无论是举报污染，还是力促信息公开，这些最为理性的行动手法背后，均有人因此而入狱；五名小女孩不过是要反对性骚扰，一下子也体验了看守所多日游。如果要举例子，这里可以说出很多主动回避问题政治化，谨慎选择行动策略，但仍然遭遇打压的事情。

但如果把具体的事情抽象出来，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当然不是对立的，民间组织这样的弱者没有任何谈对立的条件，但可以在肉和刀俎之间探讨下刀的深浅。迄今为止，政府对民间社会的打压没有任何确切的可循的逻辑和程序，对任何公益组织而言，各种情况下的打压都存在过，案板上的肉，并没有可以逃脱刀砍的妙招。即便是最慈善最无害的壹基金，也免不了因为强调民间性，而被认为成为官办慈善的对立面，进入政治的对立面，从而遭遇了左派力量的一顿狂轰滥炸。在这里，无处逃避，越是没有社会空间的国家，所有的社会问题越是政治化。不是你选择政治，而是政治在选择你。

如果我们再剥开一层皮，那些声称绝对不会受到打压的机构，可真的还能推动社会进步？中国社会现在是社会矛盾最为尖锐的时刻，公益组织既然是为社会公益代言，要推动社会进步，要带来问题的改变，就不可避免的要触及到社会版块变迁，要挑战利益集团。如果一切都严格的按照政府所暗示的不去做，那真的什么都没法做了，与其做个编外事业单位，不如加入公务员队伍更加直爽。可以推演，做慈善要挑战官方垄断，做环境要直击政府渎职与企业违法，做劳工要敢于抗争示威，做动保要面对旧有的认知，在现有的格局下，只有不做事的机构，没有不与利益集团碰撞的机构，也就是绝对安全的机构。而只要是行动的机构，或早或晚都要触及政治的天花板，都要遭遇不同程度的压力，而且很不幸，在贵国只有政府最强大的地方，一旦有压力就必然是政治压力。

为此，留下来的行动选择不多了，要么是和这些被打压的对象划清界限，继续标榜自己的去政治化，要么诚恳的面对这样一个民间社会缺乏空间的事实，鼓起勇气对政府打压民间社会提出异议。

相对于政府的管制，民间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对郭玉闪和和何正军的处理，正是杀鸡儆猴，警告其他机构不得逾轨，不得犯禁。然而，政府又从来不规定什么是边界，只有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性的挑选目标进行处理。

那么，民间社会是否能够认为自身属于一个共同体呢，还是认为分别属于拥有不同"去政治化"技能的特殊小团体，默念咒语：这次被抓的是共产党人，这次被抓的是犹太人，这次被抓的是天主教徒。当同样的弱势人群没有共同体的认同，而是不断地选择对落单者进行切割，选择禁言和观望，那么民间社会只能越来越孤立，直到最终全部阵亡。民间社会的未来，恰恰如民间社会所代言的弱势人群一样，民间社会需要团结起来，共同对强势的政治打压说不。

当认同政治化的机构被关门以后，认同去政治化的机构也开始接二连三的关门，如果民间社会不去反抗达摩克利斯之剑，那么下一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道又会掉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