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革命家老牛

老牛全名牛玉昌，年近六旬，好像是黑龙江人，爱喝两口白酒，因为农垦的案件上访，访成了职业革命家。有一子，三十岁上下光景，也是半个革命家。

我已经想不起来上一次见到老牛是什么时候，大约是4年前。那时关天茶社聚会，他常去，而我极少去，赶在春桃夫妇来京那次，很巧撞上了。老人家还认得我，碰头时互相相视一笑。我只晓得他做了"三春大地研究所"，和另一个侯女士，干些最胆大的事情。他那时已经多次享受派出所待遇，和我对视的那一眼，能看出其中的闪躲和不自然。而且依然贫困，聚餐后的残羹，老牛一个人欣然悉数打包。

再次见到老牛，是几小时前，他已经只剩下一个名字。他与命运的抗争，止步于2008年5月11日。据说，07年初他查出了癌症晚期，没什么收入也没有医保的农民革命家，应该是依靠意志而不是医药来度过最后的时光，不知他忍受了多少痛苦才离开这个世界。最后的那一刻，他挂念的应该是他的事业，未尽的革命事业。

直到最后一次看到牛玉昌这个名字，我才知道很多已经没有意义的信息，比如他出生于1943年，是黑龙江省勃利县四甲村人，一个人拉扯大4个子女，07年被查出癌症晚期。这些信息，有些他也在聊天时提起过，记住的人不会太多。用符号和符号去打交道更为便捷，那些让符号活灵活现的信息总是显得那么多余，以至于一种冷漠。

牛玉昌，是曾经三农问题最炙手可热时的名人之一，他顶着花白的头发，满北京城的转悠，和当时上访村村长老刘一起，成为最便捷进入上访村的两把钥匙。作为非典型的老访民，他最常说的已经不是他那12亩地，而是探索与康晓光著作同名的命题"中国的道路"。

初见老牛，是2002年。2001年，我在媒体上看到清洗右安门"上访村"的消息后，穿越一个北京，从昌平赶往南二环，茫然的在陶然桥附近饶了几圈，就是找不到所谓的上访村。

2002年就不一样了，老石给了我老牛的电话。那一天，老牛带着我在迷宫般的右安门上访村走了好久。我去的时候，上访村经历了近年来第一阶段的大清洗，看得出元气伤了不少，直到几个月后，上访村的规模才重新再现。访民们，有的睡在火车站，有的睡在地下通道，高法接待站的路旁，就是浩浩荡荡的访民在行李上研读法律，还有连成一片的平房，乌泱乌泱的人群。来来往往的访民中，老牛不时的与熟人打招呼。

这些是最易发现的，还有更多，隐身在隐蔽的居民区中，杂草树林中，铁道边的围墙根，也有一排石棉瓦遮盖着的庇身所。很荣幸，老牛和我还路过了城管队员刚刚战斗过的地方，在一地破碎的石棉瓦片和棉絮衣物上，访民们在翻找着他们最后的财产。

绕了一大圈，探寻了每个隐蔽的据点后，已是夕阳西下，上访村也是炊烟袅袅，一家吃着看不出是什么东西的东西，另一家欢快的在树林中煮着垃圾堆里捡来的速冻水饺。

在铁道桥上，老牛路遇了另一个志愿者医生，2002年的大好盛世北京，两人聊着近来访民缺什么药品，谁快要病死了，哪里刚死了个访民。

获老牛邀请，我有幸去了老牛的住处。他和他的一个儿子住在南三环边一大片整整齐齐的破旧平房群落中，房租好像是每月一百元。屋子里一张大床占去了三分之二的空间，窗户上糊着朔料布，门上只有一个三五块钱的小锁，白天屋里没人时才锁上。我们三人吃着3.5元的大餐，老牛咂着白酒，慷慨激昂。说到兴奋处，老牛一个健步蹿上床去，小心翼翼的从墙上的柜子里取出一张大白纸，一把抖开。

大白纸上，是他的心血，他对中国的思索，是我们受困于"匹夫有责"的证明，心忧天下的写照。

那时的老牛，虽然经常靠着很多朋友接济而生存，但是依然乐此不疲的奔走，也乐此不疲的带领着各路人士去上访村，联络记者，送食品药品，送御寒衣物。

一晃几年，上访村在政府一轮又一轮的清洗后，变成了南城的一个大花园，昔日熙熙攘攘的平房也被铲平，只留下川流不息的访民。

上访村的故事，随着网络的普及，也开始触动着网民的心，带动着爱进入上访村。

老牛，始终是乐呵呵的奔走，乐呵呵的接待着每一个人。无论是一个人，还是成立了研究所，还是后来三番五次的拘留和传讯。

一个时代过去了，三农问题突然又从公共话题中消失，访民们依然为命运而奔走呼号，政府依旧御人权民主于国门之外。老牛，带着他的梦想，悄然离开人世。倒在病榻上的战士，似乎喃喃呼喊着"过河"。

今夜的北京，零下十二度。以往，刺骨寒流过后，总会有露宿的上访村民冻毙。如果老牛依然健在，这应当是他忙碌的时候，也是其他热心人最忙的时候，会有人来送御寒衣物，会有人来送药品食物。

老牛没能看到梦想在中国的实现，但是他见证了爱在进入上访村。

我会祭给老牛一瓶二锅头，这是我6年前承诺买个老牛的，与他的梦想无关。

 

姚遥，2008年12月21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