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12"汶川地震之后，来自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抗震救灾捐赠款物，截至今年4月30日，总数达到了767.12亿元（其中捐赠资金约653亿元，物资折合约114亿元），被公认创下"中国捐赠史的新纪录"。
（《中国青年报》8月12日报道）
记录的背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支团队对款项的走向进行了研究。根据他们为期半年的调研，这些来自公众个人或企业腰包的钱，极可能80％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由政府部门统筹用于灾区。
逆向思考一下，这个数据的问题立马出来了，让政府部门承担了行政职能之后，再来临时管理这么大的一笔款项，需要调动多少人力？在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民政部一位官员就表示，有的单位一名工作人员就平均需要管理几个亿的善款。不追加工作人员，只能让这些部门的公务员疲于奔命；如果临时追加工作人员，又需要考虑这部分工作量完成后临时工作人员的安排问题。这笔政府支配的巨款能否被有效使用的问题之外，在灾区工作的许多民间组织却常常为资金短缺而捉襟见肘。
无论是从现实需求，还是国际惯例来看，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率的办法就是将管理善款的工作交由社会，也就是交由民间组织进行，政府部门更专注于日常的行政工作。
我国的政府从全能型政府过渡到守夜人政府，目前只完成了第一步，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共同管理经济生活。而在社会生活方面，赡养鳏寡孤独，赈灾济贫，救济贫弱等各方面，还是延续计划的体系，由政府大包大揽。在政府和企业两个社会部门之外，民间组织作为第三部门一直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私营经济地位，只能被起到补充作用。
当社会生活日益复杂的时候，这种体制的弊端早已显现出来。比如，在防治艾滋病传播的工作中，有一部分是向性工作者免费发放避孕套。为了完成这一工作任务，一些重点地区不得不让公务员下班之后在从事发放避孕套的工作。尤其是公安系统，上班时间，警察穿上制服处理卖淫嫖娼，下班后，警察又穿上便装到处找卖淫女去发避孕套。
"计划社会"的局面之下，要么加重了公务员的工作量，要么造成公务员的扩编，导致政府系统的臃肿庞大。如今的基层政府，每出一个社会问题就要挂上一块牌子，直到挂满所有的墙壁。不仅如此，这样的工作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有争议，敢问哪个性能工作者愿意找警察去领避孕套。
政府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长处在于规模，在于系统。而特殊社会生活的管理，是零散而不成系统的。政府强行进入所有的社会领域，就是硬拉着高射炮打蚊子。
然而这种尴尬的局面还将存在，因为政府对于民间社会的资源处于绝对垄断的地位。"5・12"汶川地震中，因为政府的垄断，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工作人员管理数亿的资金，苦恼如何花，而另一方面的民间机构却为如何多拿到一分一厘的资金而苦恼。
在募款上，除了民政部门外，我国只有几个有限的机构拥有公募的权利，比如红十字会。但是这些机构的主体严重被行政吸纳，除了募款部分可以相对独立操作外，在执行方面，这些有红帽子的机构并不能完全独立于行政系统而存在。在基层，这些机构的执行单位，往往就是在基层政府办公室外再多挂一块牌子。这也意味着即便它们的款项，最终还是流向政府的财政款项。在清华大学的研究中就是如此，去年的地震捐款中，约58%直接进入政府财政，而进入公募基金会的约31%资金，绝大多数最后也是变相流入政府财政。
绝对的权力只能导致绝对的腐败。当计划经济一枝独大的时代，就是双轨制官倒大行于世的时代；而计划社会没有打破的时代，就是天价帐篷屡屡出现的时代。
没有权力，也就没有责任。狡猾的西方政府主动放弃了垄断社会资源的权力，不与民争利，将部分管理社会活动的权力分与民间组织，让民间组织自由筹款和活动，甚至将由政府负责的部分工作，也通过发包的方式，交由民间组织来完成。
所以，狡猾的西方政府一方面减轻了自己的负担，控制了政府机关的膨胀和公务员队伍的扩编，另一方面让民间组织在承担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也承担了公众的舆论压力。
不仅如此，政府还能站在守夜人的高度，右看企业和市场大手协调经济，左看民间组织和社会大手协调社会，政府只需要高屋建瓴的适时参与公共管理的协调。从而，西方政府脱离了"三只手"而成为舆论靶子的苦海，砍掉一只手交给企业，再砍掉一只手交给民间组织，安安逸逸的当着一把手。再看我国当下，政府部门辛辛苦苦的当着二把手，动不动还变成二把刀，吸引无数舆论的火力；而真正的民间机构过着卖大碗茶的日子，惨淡度日。
回首对"5・12"汶川地震工作的总结，凸显了这个时代开放社会领域的迫切需求。真正的勇士，不仅要直面惨淡的人生，也要有断臂的豪情。经济制度改革三十年之后，再砍掉一只胳膊，改革计划社会，让民间社会在民间来生存，来成长，最终走向政府一把手，企业和民间组织做左膀右臂的现代社会格局。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湖南在线，sohu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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