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遥：单双号限行应进行听证 应该尝试公共决策

新京报2012年10月18日报道　限行对缓解拥堵到底做出了多少贡献？

 

据报道，15日北京市交通委发布《关于2012年9月"畅通北京绿色出行月"缓解交通拥堵工作情况的报告》，提出"将评估在特定时段、特定区域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的可行性"，以此作为2013年保障交通畅通措施的研究内容之一。

 

对于私车限行政策，从2008年出台之初就有多方质疑，如此重大的对于公众私有财产使用处分权的通知，仅仅是依据政府部门的行政命令，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出台过程没有充分引入公众的参与，也没有人大作为代议制机关的参与和表决。

 

如今限行制度不仅可能延续，还要进一步扩大，对此将引发的民意反弹，政府部门为维护政策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有必要在评估时充分考虑。

 

2008年的限行政策整体分为三部分，一是封存部分公务用车，二是按尾号限行，三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从执行效果来看，公务用车数量至今不太明晰，封存是否有效执行不可考；公共交通有了较大发展，但还不足以满足市区便利通行的要求。只有尾号限行得以延续实施。但交通拥堵的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只注重落实单双号限行并不能解决问题。

 

经过四年的试行，北京市交管部门对限行制度的实施情况已经掌握了充分的数据和信息，应该公开。限行尤其是限行制度是否真正对缓解北京的拥堵问题做出了贡献，到底做出了多少贡献，公众尚不知情。

 

参考北京市政府2011年关于重大行政决策听证会的相关精神和规定，交通部门需要围绕这个问题举行公开的听证会，同时落实对于重大行政决策听证会中公众参与的部分要求，邀请研究单位以及普通市民充分地参与意见表达。面对这个关系到北京五百万车主的政策，必要时还可采取网络听证等新的方法，充分吸纳更广大的市民的意见，建立表达的渠道。

 

北京的限行制度，既可以是延续政府的闭门决策流程，也可以是开放公众参与，尝试公共决策的程序创新，而后者，无疑将为北京治理拥堵提供更科学的决策基础和更广泛的民意支持。

姚遥：为微小的善而行动

几天前，晶报刊登了一则新闻《奇迹！脑瘫学生连夺全年级第一》。在福田，一出生即被宣判为最高级别伤残的脑瘫儿王坤琪，一直稳坐全年级成绩第一把交椅，高三期初考试中再次获得年级第一名。这个神奇的故事，来自于就学政策、老师和同学平常的关爱。

从科学上来说，脑瘫只是运动神经因缺氧而麻痹，并不影响智力。但是这些专业知识我也是在壹基金工作中设计海洋天堂计划时才了解到的，在更多不了解脑瘫儿的大众面前，脑瘫儿一方面能获得很多人的同情和关爱，但另一方面也忍受着更多人的白眼和歧视。

所以，看到这则新闻时，最为感慨的是有一个包容博爱的环境，接纳了他，让他能够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优势，而脱颖而出。在采访中，这名阳光男孩说："如果没有爸妈、福田中学的老师与同学的关爱，我只是个自卑、受人歧视的脑瘫儿。"

看到这句话时，我又被触动了一次，因为我马上联想到了几个和自闭症儿童上学有关的案例，也都发生在深圳，其中保安区宝城小学的李孟虽然遭遇了被多名家长联名拒绝入学，但在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下，参与了壹基金与保安教育部门联手推动的自闭症儿童入学试点活动。但是，就在李孟悲喜交加的同时，有另外两名自闭症儿童因为就学困难而坠楼。

一方面是社会各界的包容和关爱，让最高级别伤残的脑瘫儿王坤琪蝉联成绩第一。而李孟在学习方面也有很好的表现，但是因为缺乏包容的环境而无法进一步的发展他的优势。同样是特殊残障的儿童，因为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有了迥然不同的境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王坤琪受到关爱也不是一直都有的，在他以前的学校，同样遭遇了老师和同学的冷漠，成绩也同样不好。而来到深圳就学以后，因为随班就读的政策和外界的关心，他自己的努力就显著地看到了结果。王坤琪成绩优秀名列前茅，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努力，更是社会关爱的力量。身边人一个小小的行动，就带来大大的改变。

其实，我想说的是，爱就在身边，爱就在脚下。不一定需要等到出现一场大地震，不需要千里迢迢的奔赴灾区，更多的时候，在我们身边就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有一些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他们并不是洪水猛兽。而我们要做的也并不是特别多，在生活中，多一些微笑和拥抱，少一些白眼和拒绝。在我们身边，隐藏着无数个王坤琪和李孟，对他们，只需要我们多伸出一点手，多给出一份关爱，就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常言道，勿以善小而不为。这个道理每个人都懂，但是生活中确实会常常因怠于实践每一份小小的善。看着李孟期待上学的目光，王坤琪那欢乐的表情，我们还有什么道理不去践行这一份小小的善，多付出一份关爱呢。在深圳，我们的爱，会让大家看到脑瘫和自闭症儿童一个更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