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评论》：别把失业农民工当不稳定因素

一种颇流行的观点是，失业农民工将引致中国社会巨大动荡。但于建嵘认为，这大多是人云亦云，不仅学术上不严谨，而且对农民工群体非常不公

别把失业农民工当不稳定因素

――于建嵘访谈录

文/魏甫华【深圳】 来源：《公民社会评论》第一辑《流民、游民与社会动荡》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据统计，中国失业农民工已达2000万。这么庞大的失业农民工群体对社会稳定将产生什么影响，众说纷纭。为此，作者对于建嵘做了两次采访。于建嵘长期跟踪研究农民工群体的变化，很多时候跟农民工生活在一起，可能是国内农民工朋友最多的学者之一。在他浓厚的湖南口音叙述中，我们对农民工群体有了更多带着体温的理解。

 

不能把农民工群体笼统地看成不稳定因素

 

魏甫华：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历来是农民革命最盛行的国家。庞大的失业农民工群体，对社会稳定很可能是严重威胁。你是怎么判断的？

于建嵘：农民工问题显然跟社会稳定有关，但它并不构成决定性的因素。硬要把革命理论移植到农民工身上，我认为不仅是对农民工问题缺乏认识，而且会因此误导政府对农民工问题的基本判断，反而会导致更大的问题。

农民工有很多不同的类型，他们有不同的利益需求，我们对农民工问题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要有一个正确的视角、正确的判断。不要在没有任何经验研究的前提下，就把农民工群体笼统地看成是不稳定因素。

 

魏甫华：你的意思是农民工群体千差万别，农民工问题也千差万别。

于建嵘：你讲得对。哈佛大学的裴宜理教授就在她的工人研究著作中，提出过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那么，我们能不能提出不同的农民工有不同的政治呢？这样，我们就要把农民工群体分开来看。

我提出过实际上存在着六种农民工群体，其中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进了城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可分为有工作的，或者没有工作的；有生活来源或者没有生活来源的。第二大类是回去了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回去后，实际上已经离开农民工身份了，他就是农民了。这一群体存在的问题是对家庭生活造成一定影响。第三大类是从城市回去之后，以前的地没了，也暂时没有其它工作可做。这种类型，可以叫做失业农民。但这种类型的失业农民还是可以回去的，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没地了，但还有自己住的地方，还可以融入到乡村环境里，只不过他们的身份从农民工变成了失业的农民。

我强调区分不同的农民工群体，最重要的问题是要了解不同的农民工群体，存在不同的需求。

 

失业农民工是生存问题，

不是政治问题

 

魏甫华：既然不同的农民工群体有不同的政治，那么能否谈谈如何精确把握他们？虽然目前似乎有一个2000万左右的基本数量概念，但他们的面貌还是模糊不清的。

于建嵘：我们首先需要界定失业农民工这个概念。农民工之所以叫农民工，指的是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到城里去务工，他的政治身份是农民。那么，他回到家里，不去务工了，还算不算农民工？如果不算农民工，那也就不叫失业农民工了，我们可以叫他是失业农民。这个区别前面已经谈到了。

怎样才算是真正的失业农民工群体呢？我认为，那些已经通过劳动力转移的方法出来了，没有重新回到农村，或者说他已经回去了，但找不到工作，这就可以从失业农民工角度考虑。我个人认为这个群体才是我们目前社会最大的问题之一。

至于是不是像有些人讲的失业农民工会带来社会崩溃？我认为还不会，它带来的可能主要还是一个社会治安问题，抢劫等犯罪行为会增加，可能对各级政府的社会管治能力提出挑战，但他们组织起来介入政治的可能性不大。

 

魏甫华：你判断失业农民工的问题大体上是生存问题而不会是政治问题的理据是什么？

于建嵘：我们对中国的失业农民工群体要有几个判断，首先，他们终归不是政治性很强的人，农民工群体在社会结构的层级中相对来说比较底层。他们缺乏共同的政治意识，难以组织起来形成政治上的抗争。其次，他们有可能在局部引发社会动荡，例如因为某些不公平的事闹一闹，但不会上升到政治层面。再次，他们最关注的还是生存问题。去年我对农民工做了很多访谈，那些农民工讲得最多的只是欠薪问题。在基本诉求上，他们不会构成政治抗争的中坚力量。所以，他们的问题主要是生存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下岗工人更可能是不稳定因素

 

魏甫华：你曾提出农民工和下岗工人维权有不同的法理类型，农民工群体维权基本上属于"以法维权"，工人维权属于"以理维权"。这对概念构成了你分析当下中国社会冲突的基本框架。据我们所知，你是国内最早在法理性质上区分农民工和工人维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你提出这一重大区分隐含的思考是什么？

于建嵘：近10年来，我对工农维权抗争的实证性观察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其一，对部分重大维权事件做了多方面调查，特别研究分析了近一年来发生的200起工人罢工、游行示威案例和87起因土地问题发生的警民冲突；其二，对工人和农民中部分维权精英做了多年跟踪访问，其中，安源工人和衡阳农民是重点；其三，收集分析了两万多封工人和农民的上访告状信。

基于这些实证性观察，我认为，工人和农民这两大群体的社会地位及面临的问题有很大差别，他们的维权抗争也就有很多不同。农民维权抗争，从前是因为税费，现在是因为征地。但无论因为税费还是因为征地，他们都是以具体的法律和中央文件为依据，以全面落实具体的法律和中央文件作为其诉求目标，认为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和痛苦，都是因为基层干部不按法律和中央文件办事造成的，他们假设这些法律和中央文件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的抗争可归结为"以法抗争"。

工人不一样。工人抗争维权的主题往往是经济权利及与此相关的民主管理权利，多以意识形态为依据。工人的诉求文本中，最常见的抗争理由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我们工人阶级先锋队，工厂就是我们自己的工厂。"似乎自己还处在国家的权力结构之中。他们的抗争可归结为"以理抗争"。

显而易见，农民维权强调的是自己的法定利益，工人维权强调的是自己和别人比或者和自己以前比产生的比较利益。对农民工来说，他们不会当然认为这个比较出来的东西就是我的，工人却就是这么认为的，这里有一个政治意识在里头。农民工不会把失业和不给工资看成是两回事，农民工的问题是没有得到，失业只是没有得到；工资问题讲的是本来是我的却失去了。失去了什么和没得到什么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魏甫华：你是不是说，农民维权主要还是一种生存理性，在目前的制度框架内完全可以容纳和化解，例如免除农业税和在农村实施低保后，执政党在农民中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就急剧扩大了。而工人维权有一个政治意识层面的东西，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理性在支配，他们比农民群体更可能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于建嵘：对。农民的问题是过去从他那里拿东西。现在不但不拿了，反而你（政府）给我（农民），政策上叫反哺。农民的感受跟过去就肯定不同了。上访也如此，在我研究的上访案例里，很少有农民因为你补贴没到位上访的。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你反哺，无论多还是少，跟过去总是利益受损比较，农民现在的利益确实是增加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下岗工人。农民工即便找政府，也往往因为工厂欠薪或者倒闭后没有工资，他们会认为这是政府监督不到位，属于政府失责，他们找政府只是要求讨回工资。但如果没有工作，他们不会找政府。国有单位的工人没有工作为什么找政府？因为他们认为国有单位的负责人是政府派的，他没有能力或者腐败把企业搞垮了，政府当然有责任。但政府很少干预私人企业的运作，私企生意不好关了门，农民工就会自认倒霉，不会跟政府对立。我认为农民工群体基本上没有政治上的诉求，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所以，我们要对失业农民工群体有一个基本判断。现在有些知识分子人云亦云，动不动就说农民工是社会不稳定的群体，好像几千万农民工变成了社会的包袱，其实没这回事，这是对农民工的基本情况不了解，是对农民工不公平的看法。

 

"漂移的社会"和底层政治

 

魏甫华：农民工没有政治诉求，是否跟他们是一种"漂移的社会"有关？

于建嵘：我把农民工组成的社会描述成"漂移的社会"，是从以下两个角度来理解的，一个是从人身关系角度，农民工的各种关系（身份）是没有确定的；其次是从文化角度，没有一种文化的归属感。从这两个角度讲，农民工群体都是漂移的社会群体。这种漂移是板块性质的，身份起着关键作用，我们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解决农民工的市民身份问题，所以，一到春节，就有几亿农民工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漂移。但这种漂移也是碎片性质的，虽然农民有一亿四千万，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政治利益表达吗？没有。你去东莞、深圳一些农民工聚集的地方跑跑，你问他们有没有共同的政治诉求，肯定没有。我在深圳访问时，农民工给我讲得最多的是工作到期能拿到工资。我给你做事要给钱，农民工就认这么一个朴素的道理。

我提出底层政治概念，强调要站在他们的立场来理解他们，而不是居高临下地说你是底层，我要给你关怀。必须站在他们的角度理解他们的诉求，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机制才可能建立。

 

魏甫华：在一些转型国家，情感因素往往也是社会运动的动力。虽然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民的整体利益提高了，但根据黄亚生的最新研究，1990年代以来，因为公共政策对农民群体的忽略，导致农民群体收入下降，这会不会强化相对剥夺感，从而使农民工群体形成共同利益诉求的纽带？

于建嵘：相对剥夺感的某种强化不能排除，但是没有几个农民工会说他找不到工作是政府造成的，这跟大学生不一样。虽然也没有大学生说自己找不到工作该政府负责，但是他会联想，他有比较利益。例如一个好单位，你可以进去，我不能进去，都是同班同学，而且你的学业和能力可能都不如我，这里就可能存在腐败问题。他会比较，会去追问这个制度上的问题，会觉得他找不到工作你政府有责任，社会有责任。

农民工不会。农民工很少有这样比较的，自己混得不好，往往只觉得自己命不好，或者知识不够，遇不上一个好的包工头，进不了一个好企业。 

 

要容许农民工组织起来

 

魏甫华：农民工群体需要利益表达机制。但具体如何形成，你认为这个问题上政府该承担什么责任？

于建嵘：农民工要组织起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可以有很多办法。但只要有一个问题不解决，所有办法就都不管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某些官员有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怕农民工组织起来会乱。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农民工群体实际上是一个很朴实的群体，他们的维权活动也还是"依法维权"，在国家制度层面完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重要的只在于，要区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同的利益诉求。

众所周知，我们的中央政府是全能主义，这是原因也是结果。你不让大家自己来解决，什么都管，什么都包，使得各种解决农民工的组织解决方案难以形成。那么好，所有问题你都得包起来，中央政府也就不能不全能下去。所以在中央政府这个层面，首先要破除全能主义。

在地方这个层面，需要打破保护主义。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为什么建立不起来。我在深圳打工，建了社会保险，但是如果我到其他地方去，这个社保的钱拿不出来，那这个社保对我农民工有什么用呢？我写过文章谈农民工为什么不想要社保，原因就在这里。

农民工社保这个问题，中央政府完全可以采取统一的政策，实行统一的户头制度，技术上没什么难题，但为什么建立起来很难？就是地方保护的作用。农民工入社保，地方政府在财政上也要补贴一块进去，但是因为在各个地方建社保账户，社保的钱就积累在地方政府手上了，所以地方政府还有积极性。但是如果社保这个钱可以自由流动了，全国统一起来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就没有了。这个问题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协调，解决其中的财政分账以及激励机制问题。

所以，从政府能做什么的角度，我们要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开来谈。从地方政府来讲，要破除地方保护主义。从中央政府角度，尤其要破除全能主义，尤其要开放社会组织，充分利用民间力量解决农民工的问题。社会组织和政府组织有着不同的组织理性，这就增加了农民工问题的多种解决途径。要让农民工有自己的利益表达机制，例如农民工自己的工会组织，即使农民工一时还不能形成自己的组织，至少要有中间组织，哪怕公司制也行。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二代农民工

 

魏甫华：2005年，法国曾爆发大规模骚乱，骚乱主力大都是14岁到20岁左右的非洲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他们虽有法国国籍，但不能真正享受跟法国人一样的权利。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Jean―Philippe Beja尖锐指出："法国移民第二代与中国农民工'第二代'是十分接近的。中国要考虑如何让农民工后代融合到城市社会中。不要认为，因为现在上亿的民工不诉苦，不要求跟市民享受同样的待遇，所以不会有问题。不，他们的第二代将来肯定会发表很强烈的要求。"农民工二代的问题可能是中国未来社会动乱的巨大隐患。

于建嵘：当然。我强调不同的农民工有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政治诉求。农民工二代问题就跟第一代农民工存在巨大差异，他们比起第一代进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稍高，因此职业期待也高，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也较强。但他们的教育条件和家庭限制，使得他们的综合素质和竞争能力远不及同龄的城市青年，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心理落差。其次，与父辈相比，农民工"第二代"这一群体的民主和平等意识已经觉醒。他们中的许多人意识到，城乡二元分割特别是户籍制度对自己是不公平的，这让他们对社会不公有一种刻骨铭心的体验，有一种从出生下来就存在的相对剥夺感。我们的城市管理体制也是一种"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孙立平语）的模式，这种歧视也容易引发矛盾和冲突。

农民工回到农村他就是农民了，但是农民工二代不一样，他们是回不了农村的一代，是没有身份的一代。强烈的身份认同容易形成政治共识，这是社会运动或者说革命的重大诱因。我们一定要花大力气做农民工二代研究，了解他们的利益需要和政治诉求。

 

广东要对农民工群体

做出独特贡献

 

魏甫华：农民工创造的财富其实已占到发达地区社会财富的六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这种背景下还对农民工"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必然侵蚀政府的合法性资源。在这个问题上，你认为像广东这样的发达省份该做些什么？

于建嵘：你提的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个人认为，像广东这样受惠于农民工的发达地区，应当在针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上做出独特贡献，示范全国。

首先，那些来广东多年的农民工，实际上他们的生命和他们打工的城市已经紧密相关。但金融危机一来，工厂倒了，工作没了。这种类型的农民工是标准的失业农民工，地方政府对他们是有责任的。可以考虑最低社会保障，使他们能维持生存，而不是听任他们背着包往农村赶。比如，能不能参照当地市民的待遇，为农民工建立养老保险、失业救济？就业培训，优先就业，这些都值得好好考虑。

其次，广东要和兄弟省市联系，扶持民间机构或者用人机构，为农民工输出地提供比较完整的用工信息，把农民工可能的盲目流动变成有序流动。盲目的流动劳民伤财，省出这笔费用，也是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一个贡献。

 

所谓稳定应该是规则稳定

 

魏甫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得益于政治稳定，但总有些人视正常的利益博弈为洪水猛兽，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稳定思维。

于建嵘：这是一个非常敏感但意义重大的课题，但我们往往不能正视。这起码产生了两个相互联系的社会后果：其一，不能正视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特别是不能正确认识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所进行的抗争具有的积极意义，并试图以高压的方式将他们排斥于体制性表达之外。其二，政治说教代替了实事求是的政治路线。这样就容易导致政治认同流失，为社会动荡积累能量。而事实上，"一致与冲突，都是社会存在的两种基本动力。稳定与变迁，是社会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冲突是社会结构固有成分；冲突引起社会变迁，社会变迁排除冲突的消极影响"。正因为如此，对社会冲突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一直都是国外社会科学家努力的方向。

 

魏甫华：有利益诉求就必须有利益的表达渠道，否则只会为社会冲突积聚能量。某些地方政府往往以稳定来绑架中央政府，结果反而造成更大的社会问题。

于建嵘：我们首先要对当下社会形势做一个基本判断，我认为是比较稳定的，但也确实存在你说的那种片面的稳定思维。这种思维存在不少问题。中央以稳定压力来要求地方，地方反过来以稳定绑架中央。从地方政府角度，你中央政府不是要稳定吗，那你就必须支持我，哪怕我违法，哪怕我进京抓记者。这就造成地方政府往往以稳定为借口破坏法律规则，破坏社会规则。这可能产生一个比稳定还要大的问题，就是社会规则的破坏问题。

一个国家是否正常，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冲突，而在于有没有能力认识冲突、管理冲突。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在这次全球危机中没有出大的问题，增加了底气，这种乐观遮蔽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基本规则体系的问题。危机感可以促使我们改革，尤其是改革我们的基本规则体系，危机感丧失则可能使我们失去改革动力。所以，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经济出现什么问题，我最担心的是任意破坏社会规则的现象会不会升级。我们思考问题要从规则体系的角度，所谓稳定应该是规则稳定。

 

《流民、游民与社会动荡》（《公民社会评论》第一辑）。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25元。邮购地址：北京市建国路万达广场93院3号楼703室北京天下公言文化传媒公司。联系人：吴英飒，010-58207093）

以下是目录：

封面故事：风雨流民图

三个奇特现象的解读――珠三角农民工观察（谭翊飞） 
农民工大规模失业固然已成为当下的重大问题，但我们不会过于忧心，因为我们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我们更有足够的方式来面对可能最坏的结果；我们当然也不会盲目乐观，多年积累的社会矛盾在经济危机当下显得相当严峻，须在短期应对之策和长远治本之道中寻求平衡

回乡农民工搅动乡村政治（张英洪） 
一个新的问题摆在村民面前：维权需要付出个人巨额成本，不维权则将眼睁睁地看着村民权益的巨大损害。张英南曾问道：国家能否建立好的制度以替代我们的个人维权？

天安门旁边的流民家园（姚 遥） 
跟流民一段时间的接触后，张世和很满意。慈善做到了极致的时候，人都被感化了，形成一个团体，相互联在一起，谁都不忍心破坏，互相监督，甚至自己制定纪律和规则

别把农民工都看成不稳定因素――于建嵘访谈录（魏甫华） 
一种颇流行的观点是失业农民工将引致中国社会巨大动荡。但于建嵘认为，这大多是人云亦云，不仅学术上不严谨，而且对农民工群体非常不公
切断流民与黑社会的通道刻不容缓――吕文举、杨鹏访谈录（杨子云）
如果政府把钱都拿走了，而政府直接创造就业机会的效率是很低的，那么失业群体自然就扩大了，高危人群总量就会开始膨胀。格局就变成：一个权力和财富急剧膨胀的政府，面对着日趋庞大、日趋边缘然后日趋危险的一个人群

公民社会才能把无根变有根――王学泰访谈录（杨子云） 
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应该正确对待暴力文化。枪杆子可以出政权，但枪杆子不能出文明，出文明需要继承，需要劳动、发明、创造

从近代湖湘政治透视"流民动乱循环"（十年砍柴） 
朱元璋以牺牲社会的活力为代价，企图将一个个农民钉死在土地上，以此最大限度防止流民的产生，更防止单个流民汇聚在一起。但历史的吊诡之处是，明朝后期，大明帝国具有历史上可能人数最多的流民人群，成为一个庞大的"流民帝国"，李自成、张献忠和朱元璋一样，都是流民中涌现出来的精英

中国社会各失业阶层分析（袁  剑） 
2009年将是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的转化年。至于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和什么样的规模出现，则是我们无法预测的。一如我们无法预测金融危机一样。值得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在应对社会危机方面的态度最近似乎发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变化

公民观察

美国经济衰退为何未引爆社会动荡？（黄晓闵） 
英国和法国的罢工行动此起彼落，拉脱维亚、智利、希腊、保加利亚与冰岛等国也相继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全球各地职场的失业群体正快速增加，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大变量。作为金融危机最大受害国的美国，据统计至今已损失360万个工作岗位，但整个社会依旧波澜不惊。个中奥妙，耐人寻味

希腊骚乱：民主的悲剧还是荣耀？（王 乐） 
民主最本质的特征是给国家这个"利维坦"带上了枷锁，并把打开枷锁唯一的钥匙交给了人民，让人民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民主还让反对派可以合法地质疑执政党的政策，让掌握着暴力机器的政府在手无寸铁的民众前屈服，让卡拉曼利斯不得不如履薄冰般处理这场突如其来却又注定要来的骚乱

公民座标

四年一次，为民主充电――奥巴马就职典礼实录（贾西津） 
民主不是个"做完了"就能享受果子的神木，即便民主授予的合法性也必须不断更新，经验而言，这种更新适于4-5年一次。美国实行了二百年民主，也必须不断温习，定期进行政权合法性更新，大选之后的就职典礼仪式，也是美国公民对自身民主的强化充电过程

公民真相

艰难的第三方――民间组织介入冲突调停（姚 遥） 
妥协是灰色的，一派打倒另一派的时代过去了，凡事皆有规矩法度的时代还未到来，社会冲突面前，真正的公民，当是见坏就上，见好就收

一个老牌NGO的现代转型――以"自然之友"为例（方 园） 
中国民间组织的生存环境一直比较艰难。虽然在汶川大地震中，很多民间组织以其卓越的工作走入了公众视野，但对民间组织管理能力的批评一直没有间断。它们如何在推动社会转型的同时，完成自身的转型，同样值得严重关注

瑕瑜并存的湖南公民社会（苏露锋） 
最令人担忧的是，仍有相当一部分民众，或因贪图小利而甘愿作"臣民"，或因担心风险而惮于做"公民"。即使一些敢于对官员和政策说"不"的民众，也没有完全走出传统的阴影

公民心情 
第三只眼睛看大陆（陈诗宁）

公民地图
把记者挨打变成奔向自由的阶梯（笑 蜀）
幸福的广东电视观众（北 风） 
历史太长，而生命太短（杨 渡） 
一场街头冲突的心理分析（曾 颖） 
住近地铁莲花路站（朱鸿召）

专题：政府的钱袋子是老百姓的牵挂
公民税权是宪政的基石（贺卫方） 
众说纷纭话税收（赵国君 辑） 
没有私产，就没有税收――茅于轼访谈录（赵国君）
揭开"税"的面纱（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 
深度阅读：税收如何减损社会福利

公民阅读
NGO在社会变迁中的政治意义（林 猛）
法西斯的浪潮还会席卷我们吗――惊心品味电影《浪潮》（郝建）

公民文摘
从泰国到希腊受伤害的民主
法国社会运动向左转与"新反资本主义党"
马利的民众运动
南非：传统工运与新社运团体的对话
南非：种族隔离结束后的幻灭
逆流而上：社会运动在美国
菲律宾社会运动面临民主挑战
单极世界中的蓬勃社会运动
新的权力与新的抗衡权力

《公民社会评论》中国社会各失业阶层分析

中国社会各失业阶层分析

 

作者：袁  剑【南京】 来源：《公民社会评论》第一辑

中国农民工没有也不擅长组织化的表达方式，在不断深化的危机中，他们只会伺机而动，为生存一搏

 

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的第一个导火索就是失业，这似乎是现代工业文明历史为我们提出的最重要的忠告。但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性在于：是哪些人失业以及怎么样的失业？答案是：农民工面临着前现代式的失业。农民工将成为最先遭受打击，而且也是遭受打击最为沉重的群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群体却是承受力最脆弱的群体。

无论就其发生机制，扩散方式，传播速度，还是通过媒体对普通人所造成的心理震撼程度，本次金融危机都具有强烈的后现代色彩。或者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归纳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危机。无疑，最先知悉并理解这次经济危机的是中国已然处于后现代生活的中产阶级和精英群体，但最先切身体会其生存冲击的却是仍处于前现代社会的中国农民工。有学者曾经形象地描述中国的不平衡及分割状况：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在我看来，更加准确的描述可能是一个中国，多个社会。中国农民工就处在最底层的那个前现代社会之中。他们无定所，无恒业，身份模糊，更谈不上任何职业保障和社会保障，与现代国家的关系几乎处于完全的断绝状态。也正因为如此，一旦遭遇失业，他们就可能以最快的速度陷入生存困境。虽然其中一部分可以返乡暂避危机，但务工收入的消失（据中国《财经》杂志统计：中国农民务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接近40%）以及农业本身的比较劣势，将导致他们进一步贫困化。而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可能根本无法返乡了。他们将留在城市，或者游弋于城乡之间求生存。

农民工既没有基本的表达渠道，也无组织化的训练，他们多是以老乡为纽带结成的某种非正式互助群体。这决定了，一旦遇到无法克服的生存困境，他们往往采取的是个人化的超限表达方式，跳楼讨薪之类的手段即是这种表达方式的典型。而更进一步，就可能制造小规模的骚乱以及其他的破坏行为。他们生活在城市，但与这个城市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关系可以约束他们。极端一点说，只有当他们犯罪的时候才会出现在这个城市的视野之中，而这个时候，唯一与他们打交道的就是警察。这种分散的抗议活动虽然并不直接指向政府，甚至经常指向社会的其他群体，但其多发性、突然性、分散性、隐蔽性等特点，反而可能消耗更高的行政成本。换言之，中国农民工没有也不擅长组织化的表达方式，在不断深化的危机中，他们只会伺机而动，为生存一搏。显然，这是一场无处不在的奇特战争。他们并不轰轰烈烈，但如果四处蔓延的话，则足以拖垮任何一个政府。所以，解决之道可能在于，将中国农民工尽快纳入统一的国家体制之中加以保障和管理。用一句老掉牙的话说：尽快解决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问题。

 

加上前几年毕业还未找到工作或者只找到临时工作，中国社会很可能已经积累了一个史上最为庞大的失业大学生群体――这是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所谓边缘知识分子群体

 

在中国，农民工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只不过这一次更加严峻而已。但大规模的大学生失业问题却是第一次成为重要的议事日程。中国总理温家宝就曾经多次谈到这个问题，由此可见问题之急迫性。

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数据称：中国今年将有多达700万大学生毕业。这是大学扩招之后，毕业人数最多的一次。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批学生将比过往任何一届毕业生遭遇更加严重的就业困境。一个非正式的调查表明：在中国广东地区，大学毕业生的签约率只有25%。这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毕业生就业率最低的一次。加上前几年毕业还未找到工作或者只找到临时工作（我们日常观察表明，这几年毕业的大学生的就业情况极不稳定），中国社会很可能已经积累了一个史上最为庞大的失业大学生群体――这是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所谓边缘知识分子群体。这种状况最容易勾起的历史联想，就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毕业即失业"的所谓黑暗时代。虽然在总的就业人口中，失业大学生所占比例并不大，但他们却是中国新的失业大军中的关键群体。这个群体的关键功能在中国上个世纪初的革命中已充分显示过一次。与农民工相比，失业大学生有更多的信息获取渠道，对体制本身也有更加深刻的理解，这就意味着，由他们发起的集体行动将具有更加明确的诉求和体制性目标。在中国，边缘知识分子的作用从来不容小觑。根据我们的日常经验，失业大学生中往往以那些农村出身在城市无关系可以托付者居多，这不仅使他们与其他底层社会民众（比如农民工）有更加紧密的血脉关系，也可能使他们具有更加清晰和自觉的底层阶级意识。这无疑会加剧中国社会危机的对抗性质。

中国不断增加的失业大学生群体，基本上是大学扩招之后的产物。这意味着：他们的大学教育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这种成本甚至高得已经让众多家庭陷入贫困状态。不幸的是，这种高昂成本的回报却是一无所有的失业。虽然付出更高的金钱和时间成本，但在经济危机之中，失业大学生群体的处境跟农民工并无丝毫不同。他们一样没有国家的保障，一样没有组织可以托付。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他们一直在依靠的家庭（这显然不能成为中国特殊家庭保障机制的优越性的体现）。而在大多数农村出来的孩子那里，他们的家庭在以前之所以为他们的教育付出难以承受的成本，就是将家庭的保障托付给了他们的教育。没有比这种悖论更令人悲哀的了。

 

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之中，任何指责贸易保护主义的言论在政治上都将是苍白的。保护本国人民的工作职位可能是每一个政府赢得合法性的第一要务。这就是说，本次的失业群体将面临比上一次失业潮远为严酷的全球职业竞争环境

 

从总体上看，这次刚刚处于初始阶段的失业浪潮，在性质上和规模上都与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有显著不同。

中国上一次失业浪潮的主体是传统国企工人。国企工人虽然失业下岗，但并未完全脱离原有"单位"，他们原本就居住在城市，城市中有他们的亲朋好友，这些既构成了他们救济的来源，也构成了他们行为的约束。国企工人的组织化程度较高，一般采取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所以，他们的行动具有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但这一次的失业大军与上述特性可谓有天渊之别甚至截然相反。农民工群体平时隐忍，表达渠道被完全阻塞，而到了他们不得不表达的时候，往往就采取比较极端的手段，其矛头所指可能是政府，可能是企业家，也可能是社会其他群体。所以，这次失业浪潮所带的社会问题的可预测性相当低。但有一点现在几乎就可以判定：城市的治安问题将恶化。事实上，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中，这个趋势已经开始显现。

在上一次国企工人大规模下岗的1990年代中期，正值全球经济体系迅猛扩张的繁荣时期，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产业转移（同时也意味着职业岗位的转移），使得中国国企下岗工人并连同不断涌入城市的农民工被迅速消化。然而，本次经济危机就其本质乃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次空前收缩。换言之，大规模产业转移和岗位转移如果不是出现回潮的话，起码已经暂时被终结。国际劳工组织在2009年1月28日发表报告预测：全球经济危机已经转化为就业危机。据他们估计：到2009年年底，全球将会失去5100万个工作机会，全球性的工作危机将会迅速恶化。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农民工和国企工人凭借他们超强的忍受能力在全球的就业竞争中为自己赢得了饭碗。但这次，他们可能不会那么幸运了。在奥巴马新政府最新提交的庞大的经济刺激方案中，赫然写有：这些资金只能用于购买美国货。显然，这是要在危机中将最宝贵的工作机会留在国内。正如最近英国工人示威时的标语那样：把英国的工作留给英国人。在这个意义上，今年春运如过江之鲫的农民工们，大多数购买的却是一张单程车票。因为，中国的PARTY暂时结束了。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之中，任何指责贸易保护主义的言论在政治上都将是苍白的。保护本国人民的工作职位可能是每一个政府赢得合法性的第一要务。这就是说，本次的失业群体将面临比上一次失业潮远为严酷的全球职业竞争环境。

迄今为止，恐怕只有某些患有乐观偏执症（这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独有的病症）的经济学家和官员，还对本次危机的时间和性质抱有幻想。在他们那里，危机将会像上几次一样很快烟消云散。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次危机并不寻常。它不仅是陌生的，很可能也是长期的。全球资本主义不会死亡，但肯定面临痛苦的转型。如此，如果不是有更好的运气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失业危机可能就仅仅是它的一个微小部分。而它可能激起的社会危机也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想象。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最为悲观的预测是由清华大学提供的，这个预测认为：如果经济衰退继续，在2009年，将有多达5000万农民工失去在城市的工作。

 

在中国的社会管制体系中，财政供养群体是政府施政的唯一工具。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这群人很难为危机所波及。不过，如果经济持续下滑进而导致财政危机的话，所谓"万不得已"的时候也就临近了

 

从逻辑上说，本次失业浪潮的规模以及它可能引发的社会危机的性质取决于本次经济衰退持续的时间和深度。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乐观。值得提醒的是，大规模的失业可能与经济危机相互强化、相互激荡，从而将整个社会拖入一个不断下降的螺旋。其中道理非常简单：大规模的失业造成消费的萎缩，萎缩的消费和投资进一步削减工作岗位。

不过，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失业显然不止于农民工和失业大学生们，而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远远不止失业危机。在中国，经济危机激发社会危机的另外一些逻辑线索也应该引起充分的注意。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就是财政危机可能引发的问题。

从2008年9月起，中国近十年来一路以超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出现急速跌落态势。到12月，当月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仅增长3.3%（其中中央财政收入下降同比下降15.5%），而在另外一面，财政支出却猛增30.8%。显而易见，随着经济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国的财政困境将进一步恶化。

在中国，财政供养人口相当之大，他们涵盖医生、教师、新闻从业人员、公务员、军人等大部分中产阶级人口。在过往的几十年改革中，这些人口中的绝大部分是经济增长的受益者。也基于这个原因，在引起社会危机的因素中，人们很少将他们纳入视野。然而，如果财政状况持续恶化，由这些群体引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小于农民工群体。而作为这个社会主要的话语权力的拥有者，他们的抗议不仅更加具有政治性，也更加具有威慑性。早在上个世纪的经济低迷时期，因为财政拮据导致拖欠基层教师甚至基层公务员工资的现象就已经屡见不鲜，而由此引发的各种抗议也堪称家常便饭。这种现象在后来的经济增长周期中似乎很快得到了缓和。不过，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培育起来的乐观情绪，可能马上就要受到严峻的考验。如果在财政危机中所受到的挫折太过沉重，那么积蓄多年的相对剥夺感，就可能演化为具有政治色彩的抗议活动。

事实上，最近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推进的一项所谓改革所激发的广泛愤怒，已经为这种危机做出了注脚。就在前不久，该部宣称：为了实现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制度能够衔接，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企业基本一致。这意味着，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将大幅降低。而其原因，则是财政已不堪负担。这个目前还停留在计划上的改革激起普遍不满并不出乎意料，出乎意料的是，这种不满的程度。一位一直勤勤恳恳的中学老教师质问：这些政府部门难道不是故意在制造动乱吗？熟悉中国话语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的潜台词相当具有对抗性。此项改革引发的后续反应，可作为观察中国财政供养人群在经济危机中如何发挥作用的一个窗口。

在财政收入下降时期，薪水的拖欠、工作待遇及环境的恶化是普遍发生的现象，这都会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索。而那些自以为是的草率改革，更可能引爆这个群体因为几十年来目睹腐败、不公而长期积蓄起来的变革要求。只要他们愿意或者觉得有必要，这个群体扩散社会危机的能力显然要远远超过其他群体，而一旦他们企图扩散影响，社会危机就开始上升为更加普遍性的体制危机和政治危机。

媒体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在危机扩散方面一个有趣现象值得提及，那就是社会事件的全球性感染。就目前所看到的情况，在今次全球危机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幸免。无论三大发达经济体，还是一直被寄予厚望的新兴市场国家，都已经遭到危机的沉重打击。这种情况不仅是冷战结束之后所仅见，也是二战以来所仅见。可以预计的是，社会危机并不是中国所独有，在某些国家，危机的程度甚至可能超过中国。不过，这并不值得庆幸，在一个新媒体时代，危机会以最快的速度相互传染。如今，在俄罗斯，在欧洲，在美国，社会危机所引起的抗议行动已然升温。如果危机持续，它就可能成为中国中产群体的榜样。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这种传染事实上得到过某种验证。

在中国的社会管制体系中，财政供养群体是政府施政的唯一工具。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这群人很难为危机所波及。不过，如果经济持续下滑进而导致财政危机的话，所谓"万不得已"的时候也就临近了。直至目前，中国的财政看上去还相当令人羡慕，发债空间仍相当充分。然而，正如去年开始的经济下滑超出所有人预料一样，财政的下滑也完全可能超出人们预料。在这方面，地方政府的财政情况特别值得观察。

在经济危机期间，要政府花钱的地方会越来越多，而收入来源则会迅速萎缩，这就是经济危机时期财政上的一个令人苦恼的悖论。在中国这样的全能国家中，情况可能尤其如此。在中国，由于政府在经济及社会中的绝对主导角色，政府对所有社会问题几乎担负无限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政府财政就必须为全部的社会问题买单。换句话说，对所有社会问题，政府必须概括承受。如前所述，设若危机既深且长，社会问题频发，政府穷于应付，那么，滥发票子所引起的通胀形势必会与社会危机相互激荡，从而蹈入一种新的恶性循环。

社会危机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和什么样的规模出现，是我们无法预测的。一如我们无法预测金融危机一样。值得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在应对社会危机方面的态度最近似乎发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变化。在谈到今年可能增加的群体性事件时，中国一位重要的政府官员说：平时就要依照法律和政策处理好这些问题，避免这些矛盾的激化。他进而强调：除非发生打砸抢烧等情况，原则上不能动用警力，并要向责任部门追究责任，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种种迹象表明：这已经成为处理社会危机事件的正式官方政策。这当然是一个值得大加赞许的发展。然而，更加进取的态度则应是：通过体制的改革尽量从根源上化解社会危机。

（袁剑，《中国：奇迹的黄昏》作者）

 

《流民、游民与社会动荡》（《公民社会评论》第一辑）。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25元。邮购地址：北京市建国路万达广场93院3号楼703室北京天下公言文化传媒公司。联系人：吴英飒）

以下是目录：

封面故事：风雨流民图

三个奇特现象的解读――珠三角农民工观察（谭翊飞） 
农民工大规模失业固然已成为当下的重大问题，但我们不会过于忧心，因为我们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我们更有足够的方式来面对可能最坏的结果；我们当然也不会盲目乐观，多年积累的社会矛盾在经济危机当下显得相当严峻，须在短期应对之策和长远治本之道中寻求平衡

回乡农民工搅动乡村政治（张英洪） 
一个新的问题摆在村民面前：维权需要付出个人巨额成本，不维权则将眼睁睁地看着村民权益的巨大损害。张英南曾问道：国家能否建立好的制度以替代我们的个人维权？

天安门旁边的流民家园（姚 遥） 
跟流民一段时间的接触后，张世和很满意。慈善做到了极致的时候，人都被感化了，形成一个团体，相互联在一起，谁都不忍心破坏，互相监督，甚至自己制定纪律和规则

别把农民工都看成不稳定因素――于建嵘访谈录（魏甫华） 
一种颇流行的观点是失业农民工将引致中国社会巨大动荡。但于建嵘认为，这大多是人云亦云，不仅学术上不严谨，而且对农民工群体非常不公
切断流民与黑社会的通道刻不容缓――吕文举、杨鹏访谈录（杨子云）
如果政府把钱都拿走了，而政府直接创造就业机会的效率是很低的，那么失业群体自然就扩大了，高危人群总量就会开始膨胀。格局就变成：一个权力和财富急剧膨胀的政府，面对着日趋庞大、日趋边缘然后日趋危险的一个人群

公民社会才能把无根变有根――王学泰访谈录（杨子云） 
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应该正确对待暴力文化。枪杆子可以出政权，但枪杆子不能出文明，出文明需要继承，需要劳动、发明、创造

从近代湖湘政治透视"流民动乱循环"（十年砍柴） 
朱元璋以牺牲社会的活力为代价，企图将一个个农民钉死在土地上，以此最大限度防止流民的产生，更防止单个流民汇聚在一起。但历史的吊诡之处是，明朝后期，大明帝国具有历史上可能人数最多的流民人群，成为一个庞大的"流民帝国"，李自成、张献忠和朱元璋一样，都是流民中涌现出来的精英

中国社会各失业阶层分析（袁  剑） 
2009年将是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的转化年。至于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和什么样的规模出现，则是我们无法预测的。一如我们无法预测金融危机一样。值得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在应对社会危机方面的态度最近似乎发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变化

公民观察

美国经济衰退为何未引爆社会动荡？（黄晓闵） 
英国和法国的罢工行动此起彼落，拉脱维亚、智利、希腊、保加利亚与冰岛等国也相继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全球各地职场的失业群体正快速增加，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大变量。作为金融危机最大受害国的美国，据统计至今已损失360万个工作岗位，但整个社会依旧波澜不惊。个中奥妙，耐人寻味

希腊骚乱：民主的悲剧还是荣耀？（王 乐） 
民主最本质的特征是给国家这个"利维坦"带上了枷锁，并把打开枷锁唯一的钥匙交给了人民，让人民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民主还让反对派可以合法地质疑执政党的政策，让掌握着暴力机器的政府在手无寸铁的民众前屈服，让卡拉曼利斯不得不如履薄冰般处理这场突如其来却又注定要来的骚乱

公民座标

四年一次，为民主充电――奥巴马就职典礼实录（贾西津） 
民主不是个"做完了"就能享受果子的神木，即便民主授予的合法性也必须不断更新，经验而言，这种更新适于4-5年一次。美国实行了二百年民主，也必须不断温习，定期进行政权合法性更新，大选之后的就职典礼仪式，也是美国公民对自身民主的强化充电过程

公民真相

艰难的第三方――民间组织介入冲突调停（姚 遥） 
妥协是灰色的，一派打倒另一派的时代过去了，凡事皆有规矩法度的时代还未到来，社会冲突面前，真正的公民，当是见坏就上，见好就收

一个老牌NGO的现代转型――以"自然之友"为例（方 园） 
中国民间组织的生存环境一直比较艰难。虽然在汶川大地震中，很多民间组织以其卓越的工作走入了公众视野，但对民间组织管理能力的批评一直没有间断。它们如何在推动社会转型的同时，完成自身的转型，同样值得严重关注

瑕瑜并存的湖南公民社会（苏露锋） 
最令人担忧的是，仍有相当一部分民众，或因贪图小利而甘愿作"臣民"，或因担心风险而惮于做"公民"。即使一些敢于对官员和政策说"不"的民众，也没有完全走出传统的阴影

公民心情 
第三只眼睛看大陆（陈诗宁）

公民地图
把记者挨打变成奔向自由的阶梯（笑 蜀）
幸福的广东电视观众（北 风） 
历史太长，而生命太短（杨 渡） 
一场街头冲突的心理分析（曾 颖） 
住近地铁莲花路站（朱鸿召）

专题：政府的钱袋子是老百姓的牵挂
公民税权是宪政的基石（贺卫方） 
众说纷纭话税收（赵国君 辑） 
没有私产，就没有税收――茅于轼访谈录（赵国君）
揭开"税"的面纱（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 
深度阅读：税收如何减损社会福利

公民阅读
NGO在社会变迁中的政治意义（林 猛）
法西斯的浪潮还会席卷我们吗――惊心品味电影《浪潮》（郝建）

公民文摘
从泰国到希腊受伤害的民主
法国社会运动向左转与"新反资本主义党"
马利的民众运动
南非：传统工运与新社运团体的对话
南非：种族隔离结束后的幻灭
逆流而上：社会运动在美国
菲律宾社会运动面临民主挑战
单极世界中的蓬勃社会运动
新的权力与新的抗衡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