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慈善基金会的困惑

（本专题根据姚遥文章整理而成）
http://news.163.com/special/00012Q9L/jijin100210.html

　 "泼墨门"之后，章子怡又身陷"诈捐门"，其中的一个关键词就是"章子怡基金会"。汶川地震之后，5月21日，章子怡开始在戛纳以"章子怡基金会"的名义 举办筹款活动。当时在国内各大媒体的报道中，章子怡筹得的善款数量为一百万美元。但是这家在美国注册的基金会现在却被指只是一家"皮包公司"，在美国的舆 论监督网站上，可以查询到章子怡基金会2008年12月报税表里的美元额度仅为45471美元，与百万相去甚远。（详 细）
　　 抛开道德层面的问题不谈，章子怡基金会为何选择在美国注册？而在中国注册的、曾被人们认为官方色彩很淡的李连杰"壹基金"，其募来的四千多万也给了红十字 会，并最终给了政府部门。更尴尬的是，我们并没有任何独立的渠道，像监督章子怡基金会一样来监督中国的民间基金会。民间基金会到底遭遇着怎么样的尴尬？因 为对公信力的质疑，不少人放弃公募基金会而选择向民间基金会捐款。为何民间基金会也如此不堪?

民间慈善基金：夹缝中诞生


                                   

《基金会管理条例》促使民间基金诞生

在公用事业的领域，管制永远是最大的恶，基金会同样如此。《基金会管理条例》仍然属于管制的条例，但是对于一片空白的大陆基金会市场而言，它为市场开放了 一道小门。 2004年6月1日，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后，成立的较为知名的民间基金会就有壹基金、南都公益基金会、万通公益基金会等等。这一举措迅速打 破了行政体制对于基金会的垄断。虽然在一些官方举办的大型灾害的慈善筹款晚会上，依然只有官方基金会的身影，但是在教育、扶贫、赈灾、残障救助、疾病预 防、抗癌等方方面面，只有不到六年历史的民间基金会已经写下了新的篇章。

                                                                       

但仍非纯粹的民间机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间的基金会真的有了自己的天地，比如壹基金属于公募性质，但它的全称是"中国红十字总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开户行也是"中国红十字 会总会"，只有收款人中有"李连杰壹基金计划"的字眼。而很多明星以个人名义建立的基金，如嫣然基金，实际上也是红十字会等机构的一个独立运作项目。

相比之下，个人和企业出资建立的非公募基金则相对灵活。如新华都集团董事长陈发树捐出价值83亿元的股票作为启动资金成立的"新华都慈善基金"。                                     注册成本非常高昂 章子怡基金会成立的依据是美国联邦国内税收法中的501（c）（3）条款。501（c）条款中列出了26种享受联邦所得税减免的非营利组织。美国的立法思 路并没有单独将基金会和其它形式的公司剥离开来单独立法，只是规定了在税法上的减免地位。因此，美国基金会的设立和运作相当灵活。相比之下，我国的《基金 会管理条例》作出了大量限定，同时提出了较高的门槛，比如，"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元人民币，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 400万元人民币。"或许门槛才是章子怡在美国注册基金会的真实原因。 实际运行：只能把钱交给政府才能行善                                                                         正常情况，是 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 社会服务的层面，有许许多多的细碎工作需要执行。在一个大社会、小政府的背景下，政府通常只是作为一个资源调配的中心，许多具体的执行工作，政府部门因为 人手有限，并不直接参与。以香港为例，政府拨款以后，大量的工作是以发包的方式投放给社会，然后由执行最经济的机构承担，这也构成了基金会可支配的金额中 很大的一部分。    对于许多官方公募基金会而言，其本身就属于行政编制，在运作上从募款到花出，本身都强烈的依赖行政资源，因此，他们的资金流入政府部门不足为怪。但民间 基金会的资金也流入了政府部门则是罕见的。                                     而 中国式慈善恰恰相反 在汶川赈灾中，中国公募慈善组织90%以上的善款是委托给当地政府实施的。而具备更多民间色彩的壹基金11个工作人员，几天没睡，募款4272万5820 元人民币，捐款来自50万捐款人。这笔数量巨大的筹款，壹基金最终只运作了200万元，其余的四千多万交由红十字会支配。最终，红十字会又委托给了政府部 门进行了实施。不管李连杰的知名度和个人能力有多高，他发起的壹基金最终只能是中国红十字会下属的一个计划。                                     根本原因：缺乏民间组织作为桥梁 慈善赈灾在社会格局中，基金会是一个重要的筹款方，相对于使用纳税人资金的政府而言，基金会可以迅速的调动人力物力和社会富余资金。而在使用上，深入社会 每一个角落的民间组织则是将这一大笔资金迅速散到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重要渠道。然而，在中国的现状是，在民间组织被严格控制的局面下，基层社会中只有政府， 没有民间，也没有民间组织，因此不存在这样一大批灵活的民间组织作为连接资源和灾民的桥梁，资源和灾民中最主要的桥梁还是地方政府。因此，基金会最终只能 将民间的资源再转交到政府手中。                                                                         把善款留在民间才更有效率 《汶川特大地震救灾捐赠款物及使用情况公告》显示，经16家全国性基金会以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公募慈善组织的现金捐款拨付率，都没超过55%。也就是有 大量的资金被积压而没有及时花出去。 与之相反，许多民间志愿者采用网络连接的方式运作慈善资金，不从慈善资金中提取运作费用，同时公开透明所有帐目。以"牛博网"群体为例，在赈灾期间，他们 获取的所有捐款都实时公布，资金的走向也同步公布，全部用于灾区。这种网友自发形成的网络组织，没有正式的法律地位，也没有完整的组织形态，但是灵活机动 的特点，和没有负担的运作模式，反而便于轻装上阵。因此，在现阶段，民间网络组织的执行能力和运作成本强于民间基金会，而民间基金会强于官方基金会。 成熟的基金会是怎么运作的                                     开放竞争使它们乐于接受监督 在发达国家，慈善组织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竞争关系，如果某个机构运作不透明，管理费用高昂，捐赠者就可以选择另一家。为了赢得公众信任、募集更多善款，它 们会主动公开账目并接受公众的质询，很多基金会都会聘任第三方审计机构来对其每年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美国对基金会的监督主要依靠透明的财务管理制度。基 金会享受免税，其收入来源既有捐赠又有投资所得。也正因此，需要向税务部门提供非常详细的财务报告，同时对公众也是透明的。一旦有损"非营利"行为，基金 会就会受到惩处直至取消其免税地位。美国基金会问责的问题始终是政府和公众关心的焦点，每隔一个时期，美国国会就会举办大大小小的听证会和调查活动。                                                                         独立于政府， 也不得参与政治活动 国外的基金会和政府并非完全没有联系，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止于注册和对其公益性的监督。 在美国，基金会完全独立运作，其本身和它所支持的项目和民间组织，都不允许参与政治活动，包括政治游说。不仅如此，美国基金会一般还有规定，政府官员即使 参与某些项目运作，但都不得使用项目中任何款项，尤其是获得报酬。在他们看来，基金会所从事的公益活动属于公共事务，而政府官员已经从工资中获得了报酬， 不需要再获得额外报酬。 国外的基金会可以通过竞标的方式获得政府资金支持，但是和政府运作完全分开，它的筹款活动和花钱的活动，都是独立完成的，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假设基金会 将资金交给政府的话，将会遭到极为严格的调查。在美国，这可能涉嫌参与政治活动或者行贿，而在欧洲，则可能涉嫌行贿、洗钱。                                                                                       不 仅筹钱，更要传递信念 我国香港乐施会的筹款主要来自"乐施之友"和"毅行者 "。但他们并非单纯的捐赠关系。  "毅行者"于每年11月举行，参加者四人一组，不仅要完成一定的筹款任务，还必须秉承"四人八腿一条心"的团队精神在48小时之内走完100公里山路。 乐施会的筹款专家认为，不管是哪一种筹款方式，NGO筹款都不局限在筹钱，而是借着筹款活动与捐助者建立持久关系，通过交换资源，最终让社会上其他有需要 的人士受惠。比如，乐施会将"乐施之友"的月捐定价为50港元，就是采取 "低价促销"策略吸引更多的公众参与到乐施会的公益行动中来。"毅行者"规定四人一组、要求四人同时完成行程才获颁团队证书，就是为了传达"团结才能消灭 贫穷"的理念。                                     当前中国社会呼唤民间公益事业，社会各方面也蕴藏着极大的潜力，但是中国的民间公益事业离顺利、健康的发展还有漫长的道路。这取决于政府的放开、政策和法 规的健全、企业捐赠观念的转变等。

 

姚遥：撕裂的80后一代

 

《文化纵横》2010第一期

2007年，美国《时代》周刊上一篇关于"中国80一代 人"的文章 出炉，该刊驻上海记者细腻地描绘了80一代人的政治冷漠、及时行乐和物质主义。半年后，当我在美国 纽约和一些多年未回国的华人学者探讨中国问题时，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他们非常关切，"这就是80一 代人吗"？

很巧的是，一位来自台湾 民进党的朋友，刚好就他的体验作了一个分享，话题围绕台湾地区政治正确风向的"二二八"事件。如果从主流话语入手，"二二八"事件应该是当地妇孺皆知的事 情。可是，这位台湾乡下的孩子，知道的却一直是种田放牛和读书，他坦承，直到进入大学后他才听说当年在城市里曾经发生过这般事情。即便知道以后，他至今仍 将其当作台湾城里人和知识分子的一次游戏。

人虽然是政治的动物，但 是一切政治都是当地的。所以，什么样的政治，也永远只是那个时间和那个空间的政治。一个"二二八"，可以让台湾的城里人慷慨激昂，也可以让台湾的乡下人莫 名其妙；而布达佩斯街头1956年匈牙利事变的纪念碑，是老年人凭吊往事的宝地，也同样是年轻一代 人练习滑板的场所。

整齐划一的教育或许能为 一代人的集体认知提供一个标杆，但是，这一代人身边的生活是不可能整齐划一的。一个时代里产生了某种政治正确，也只能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正确。中国有很多种80一 代，而《时代》周刊上的80一代，完全找不到来 自中小城镇和乡村的80一代挣扎的身影。在中国大陆，80一 代从出生之日起，就被划入了许多个不同的世界。而在某个中小城镇和乡村里的政治，从来只属于那个城镇和乡村，而不属于主流。

1980年代，中小城镇城区的范围远远没有达到步行的体力极限，所谓的城市，往 往不过就是几个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拼凑几个 工厂、企业、居民区。但是，无论总体上物产多么丰富，在整个1980年代的中小城镇，稀缺还是一种 常态，中小城镇的发展大致落后于大城市10年，无论是电子游戏，还是肥胖儿童比率。

这种平凡生活是平庸且苦 闷的，再激情澎湃的时代，惊涛骇浪也都止步于大城市的边界，中小城镇只留有丝丝的涟漪。很少有人能够从涟漪中看到这个时代格局的飞速变化，一切还是按部就 班，农村小孩要跳农门，小城镇的小孩要当工人，一小撮小孩受着家里的无限期望，为未来博个功名利禄，或者进入大城市，或者去"外国"。

在中小城镇的空间里，异 类是一种很可怕的动物，每个人的行为，无论好坏，都尽量不太超过普通人的想象力，也尽量避免太超过普通人的想象力。每个人，都因为家庭背景和生活环境而被 局限在一个划定好的方框里，不可造次。

幸运的是，80一代从出生起，就是这个动荡时代的记录者。他们的出生，记录着一 胎制的开始。而在上世纪90年代时，"新概念作文"横空出世，率先解放了80年 代的第一批自由灵魂。然而，这一轮的解放依然止步于城市的边缘。不要提创作新概念作文，仅仅是去理解作文中的那些故事，就足够中小城镇的同龄人费解了。因 为，他们已经输在了起点上。一位小城镇里普通高中的普通教师对着学子们说过一句普通的话，"你们是没有青春期的。"在互联网时代来临时，网络写手麦子的一 篇文章让多少中小城镇和跳出农门的人们泪流满面――《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80一代人，还需要更多年才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地域和身份带来的不平等。1990年 代，没有留下太多的时间让他们去考虑平等这个宏大的话题。虽然，一群成人鼓吹着素质教育，但生育的高峰将应试教育的高峰推上了历史的高峰。知识已经重新开 始值钱了，能否在应试教育的囚笼中取胜，决定着未来的起点。这时，我们身边一些小学和初中时代的同窗，已经陆续远离了和命运抗争的道路，走入平常生活中， 男的开始打工，女的开始结婚生子。准备冲刺大学的80一代身边，有数着钞票嘲笑知识的同龄民工，也 有漠然喂奶的同龄女子。

周围的世界悄然变化， "四个现代化"的标志已经被"三步走"的理论悄然替代，课间嬉戏打闹的学生也是平等的，虽然骨子里流淌着权力基因的学生更加平等一些。

这种压力下的生活是痛苦 扭曲的，充满着青春的激情与躁动的年轻人，渴望与这个世界最真实地接触，并走出束缚自己精神的社会枷锁。他们虽然只接触到很有限的信息，但是不妨碍每个人 都成为爱国愤青。有限的信息就塑造有限的政治动物，《青年参考》《环球时报》与《南风窗》《南方周末》，一样构成最重要的信息来源。

印尼排华大屠杀、科索沃 战争、投向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的导弹，都是遥远的话题。1990年代的中国，大规模的集体抗议已 经开始升温，书堆题海后面的80一代，用近视的眼睛观察着这个世界的变化。那个时代最大的不公正导 火索，一是腐败贪污的抬头，二是农村的过重税赋。

然而，真正的成人洗礼， 来自于选举。1998年前后，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基层人大换届选举，而80一代，第一次走入 了选民的行列，开始正式行使政治权利。80一 代人，没有喊过什么口号，也没有反思过什么口号，第一次的政治活动，就是用脚来进行。

1998年的那场选举，脚战胜了口号。在湖北省的潜江市，一个县级市，当地一位 独立的人大代表那年高票当选了，最大的票 源，就是高中和师范的那些青年选民。选举日那天，高中校园里贴满了各种支持他和赞扬他的小纸条，有原创的诗歌，有短文。纸条的密度，超过了同年大使馆被轰 炸的那天。

5年以后，当我在大学里再遇人大换届选举时，我再次感到自己低估了同时代人的政 治热情，这次已经不限于投票，而是开始 追求代表的席位。2003年，北京的许多大学里呼啦啦地冒出了热情参选的人。在普遍的政治冷漠中， 一小撮80一代人的集体亮相，震惊了媒体。

这种激情之外还有另外一 种热情――入党热。1999年前后，中共党员开始严重老龄化，按当时的说法，7000万党员中，有 一半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入党的。多年的苛刻程序与共产主义梦想的褪色，使得新鲜血液成为 一种稀缺。因此，高中生们在热情高涨的选举中建立认识时，也被卷入了同样热火朝天的突击入党。

在大学校园中，更是迅速 感受到了这场入党运动的热潮。初入校门，近乎半数的天之骄子都已经是党员或预备党员，他们偶尔也会勉为其难地辩解几句，"都是学校要求的"。的确，入党早 已不是理想主义的感召，只是善于计算的人心里迅速悄然拨动的算盘珠子，成为高中时代优秀学生的额外奖励、大学毕业时可以兑换城市户口、留京指标一类东西的 等价物。

这种计算，突然间显得那 么地真切。中国加入世贸以后经济突然开始快速增长，突然增加的人口造成的就业压力，高增长与社会分化带来的急剧增加的社会矛盾，焦灼的社会下焦灼的80一 代。

对于从中小城镇来的80一代而言，这种焦灼尤甚。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关系但 又要积极地立足于大都市的青年们，要全面地学习和 接受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不参与体制内的政治就完全被排斥在有限资源的分配之外。而长期生活在资源的阳光照射不到的小城镇的经验，和对于底层社会的那 种带着泥土气息的感情，挑战着80一代感性的体验。一群人投入了权力和商业的怀抱，另一群人怀着热 诚加入了社会变革的潮流。

80一代人，从小就听说"这个世界终究是你们的"，这一天也终于开始了。时代转 型加速，长期以来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 带来的困惑，引爆80一代在政治认同上的分裂。

面对这个时代的困惑，一 部分80年代人继续坚持着体制内的实践，为这个时代自上而下的变革做着准备，也为这个时代体制的每 一次进步背书；另一部分80年代人思索着另一种可能性，从一个普通公民的角度，思考一个现代公民在 转型社会中的责任。

命运很巧，在这样一个时 代，在同一年份中创造出了两个不同的姚遥，一个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姚遥，他在体制内寻找和探索中国的强大之路；另一个姚遥，是我自己，一 直行走在体制外，做民间组织，做自由撰稿，做一些"扒粪"的事。

2008年末，两个同岁的姚遥相遇，并且出现了巨大的分歧。正如曹景行所点评 的：两个姚遥的分歧，不在于目前社会是否遇到 问题与危机，而在于解决的途径和依靠。究竟哪一条路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哪条路更现实？我想，这才是两个姚遥，或者说，两种思路根本对 立之所在。那就等10年、20年之后，看哪 一个姚遥的说法更经受得住实践和事实的考验，而不在于今天谁更有市场、更加风光。

开始奔三的80一代，既然来自于一个撕裂的世界，那么，他们要创造的也将是一个 撕裂的世界。

 

（作者单位：天下公言智 库）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全球政治博弈中的中国官商民

本刊特约记者  姚遥

  

哥本哈根会议的热闹其实 是个很大的意外，迄今为止，受到全球最多瞩目的这场会议，本质上并不比此前14年的其他会议更加特 殊。最初，主办方丹麦对这次会议规模的估计仅仅为1.5万人，所有气候问题缔约方为此次也仅仅准备 部长级会议，而最终，他们都发现自己错了。

事实上，这次会议的注册 代表早早超过了1.5万人，据估计总共有超过5万 人为了此次会议抵达哥本哈根，这个安静的北欧小城被填塞得像一个中国的城市。而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不得不三改议程，参与到这次举世关注的元首级会议。

国际局势的变化就是如此 迅速。要想在国际舞台上完美地演出和谢幕，需要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策略操控能力。否则就会严重失分。

当下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已列世界第三，而中国社科院发表的2010年《国际形势黄皮书》中，称中国综合国力已经达到世界第 七，而中国军力仅次于美国名列第二。中国举办了奥运会，还将举办世博会，全世界都可以买到中国的产品。所以，无论我们如何声称自己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 凡有国际游戏的地方，灯光总会打到东方，打到中国。因此，在国际社会这个舞台上，我们也必须迅速地总结和反思，调整策略。否则，输掉的就是国际地位和形 象。

中国需要国际化。我们不 再仅是通过火车皮、飞机、集装箱，在物资和人力流动上与国际互动往来，我们还需要心态上的全球化，技术上的全球化，了解和接受国际游戏规则，了解国际社 会，也让国际社会了解我们。

一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 烟花散尽，各家都有不同的解读。而将中国社会的各个部件放在国际考场上的结果来看，这次大会更是一本生动的教科书，警示我们融入国际游戏尚有不小的挑战。

 

中国面临的全球压力隐约 出现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次 在哥本哈根对外的会议场合采访中国人，最常见的回答总是谦虚地说："我是来学习的。"对于企业家和民间组织而言，这种谦虚无论是真是假，都无可厚非，但是 官方代表团是不能来这儿学习的，这里是个残酷的战场。

为应对哥本哈根峰会，中 国代表团派出了豪华阵容，其一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带队的部长级代表团，其二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带队的代表团。

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晚近以来，中国更以其日益庞大的经济与人口规模崛起于世界版图。中国在温室气体排放中的总量不可小觑，因此，其在谈判中的一举一动，更是受到各方媒体的关 注。

但是，中国在谈判中的外 交策略选择颇值得商榷。此次谈判中，中国首先是高调公布了温室气体减排方案，即承诺单位GDP减排40%。同时，中国对于谈判的预期，也是继续《京都议定书》的路线。挑战在于，此次会议前，由于以小岛国为首 的国家的行为艺术，尤其是马尔代夫总统运作将内阁会议搬到了水下，以示全球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国际社会对气候议题的关注突然升温。本来可以作为中国联盟的 非洲国家、小岛国，在本次会谈中的预期和中国有了严重分歧。而作为众矢之的的美国，也不得不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作出了总量减排4%的承诺。各方面外交策略的互动调整，对中国外交战略的部署造成了重大影响。

而中国的两个规模庞大的 代表团，一方面形成规模优势，另一方面，也自然引起了谈判各方的空前关注。在气候谈判最后的首长级会谈中，中方领导人没有出现在谈判现场，因此，中方需要 频繁地作出请示。外国代表团对此颇有微词。正像媒体已长篇累牍报道的结局，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最终以草草达成无约束力的协议而闭幕。英国气候变化大臣埃德・ 米利班德在《卫报》上发文，指中国"挟持"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谈判进程，声称中国政府在气候谈判中以搅局为目的。这种猜测虽然凭空，但中国的作为也并非 全无落人口实之处。

必须看到，中国作为一个 经济总量日益庞大的强国，仍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亮相，不利于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相反，有讨巧之嫌。眼下，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四国 中，中国能否长期坚持其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而赢得战略同盟，已经面临空前的挑战。中国能否长期享受资金转移和技术扩散的博弈利益，已经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和挑战。无论在气候大会的哪个论坛，"中国"这个词都会反复出现，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承担多少责任，更是被各方反复探讨。

幸而，我们还有转圜的空 间与时间，美国和欧洲依然是国际上民间力量主要瞄准的对象。在哥本哈根的贝拉中心，民间组织每天都会评选出一名化石奖得主，以讽刺在会议谈判中最不积极的 如同化石一样无所作为的国家。在哥本哈根两周的会议中，中国代表团很幸运的只有一次濒临入选。有趣的是，中国被提名之后，一位来自印度的参会代表很仗义地 为中国辩护，"评选现场都没有来自中国的参会者，让他们入选，不公平。"

笔者在现场观察到，中国 代表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的观点过于明确，而且没有作出适当的调整和改变，这种强硬的立场，非常容易被认作不积极谈判的表现。中国没有最终入选化石奖，更 多还是由于国际观察员还没有大规模地考虑中国因素，在哥本哈根的另一场评选中，对气候变化带来最多负面影响的愤怒美人鱼奖中，欧美的石油公司、航空巨头纷 纷入选，而没有一家来自中国的机构和公司入选。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考 虑，这种藏身之所并不保险。最坏的一种可能是，在2010年的墨西哥气候大会中，欧洲和美国会更多 地强调中国在气候变化中的影响和责任，以此来分流舆论的攻击焦点；而非洲国家、小岛国联盟也可能将中国列入一个新的批评目标；民间组织也不一定会继续满足 于批评欧美国家和国际大公司。当中国元素日益热门的时候，将批评中国融入政治正确的序列，也可能指日可待了。

因此，在这场关乎全球政 治正确高度的国际谈判中，如果稍不审慎造成失分，失去的就是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正确准则。过度的防御性态度，过于强硬的谈判策略，不仅不能维护国家利益，只 会造成无谓的纠缠和争论。毋庸讳言，中国所背负的全球压力已经隐隐若现。

 

"资产阶级代表"一马当 先

 

在哥本哈根贝拉中心内的 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一个外国记者问来自中国的一位企业家："请问您对中国在气候减排方面的行动有什么评价？"这位企业家回答道："和历史相比，我们已经做 了很多。和未来相比，我们做的还不够。"

中国企业家开始登上了国 际舞台，而不再仅仅是个"买卖"人。

相比中国政府在国际谈判 中的谨慎与防御性心理，中国民间企业家显得格外的开放，而且，在国际规则下显得更加游刃有余。开头这句智慧、圆滑而又得体的回答，让他们的亮相格外精彩。

中国民间企业家发起的环 保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在2009年10月1日获得了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从 此之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有了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合国会议和在会议上发表独立报告的权利。就从 这次哥本哈根会议开始，中国企业家开始组团前往哥本哈根，列席参加联合国大会。

笔者观察到，此次中国企 业家组团，虽然只安排了短短一周的行程，但是眼球经济已经充分做足了。十多名中国企业家代表，先行乘坐联合国气候列车抵达哥本哈根。而他们的宣传工作在气 候列车上就已经开始。

抵达哥本哈根以后，短短 一周的时间里，除参加常规会议以外，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又开始马不停蹄地组织各种边会。在主会场组织行为艺术活动，组织"中国商界应对气候变化立场"发布仪 式，并发布了《我们的希望与承诺――中国企业界哥本哈根宣言》。

另一位来自中国太阳能行 业的企业家黄鸣，也成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的一个明星，他本人不仅接受了诸多国外媒体的采访、参加各种边会活动，还主动在哥本哈根组织了一场国际足球友谊 赛，其寓意是各国应当共同承担责任，而不是互相踢皮球。

这些企业家基本上是第一 次参加联合国层面的会议。第一次出手，就有诸多亮点，可圈可点。这样高规格的全球气候大会，正是国家、企业和民间组织三方互动的舞台，国家主要关注国家层 面的责任和利益，企业关注资金转移和技术扩散带来的商机和挑战，而民间组织则从各自定位出发，笼统地说，则代表普通公民的意见。

但是，企业家参与联合国 大会存在身份的问题，因此，在众多民间组织中，有相当数量是企业家发起和组织的游说集团，或是为企业家利益代言的民间组织，带有明确的游说目标。企业家游 说团或是在气候变化政治正确的大旗下建立自身企业的品牌影响力，或是要游说各国政府的谈判代表，并为气候责任的分配出谋划策，减轻自身压力，由此争取到更 多的投资和商业机会。当然，也不乏直接带着商业目的而来，寻找机会，并推广气候变化下需要的新型能源技术。

从观点鲜明的游说活动来 看，和这些国际或地区性的企业家游说集团相比，中国民间企业家尚处于起步阶段，按照流行的客套话，这次确实是"来学习的"。

从战略高度而言，中国民 企首先就矮了一截。必须看到，气候变化在国际上成为主流的政治正确标准，并开始拥有强有力的话语权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并且，中国企业在气候变化的国际碳交 易市场中所占有的份额也相当惊人。但是，那些不直接从事碳交易的企业，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气候变化议题将要对企业带来的深远影响。中国国内对此问题确实尚无 充分和深入的理解。而从中国企业家的战略利益而言，如果不站在足够的高度思考战略调整，并意识到气候变化促使国际上形成若干有约束力的协议，它所带来的产 业结构调整将对中国企业家造成巨大的冲击。国有大中型企业或许不在其中，然而，民营企业绝对是实打实首当其冲。

从2009年开始高度关注气候变化谈判议题起，中国民营企业开始迈出它们的第一步，下一步，则是要学习如何参与国 际规则，用好国际规则，为自身利益服务。万科老总王石在参加了此次气候谈判会议后，总结了感触最深的三点：一是气候列车，二是阿拉善SEE现场的行为艺术，三是所参观的能源研究所。但是，对于王石而言，企业的利益如何在气候变化的国际话语中最 大化呢？这在企业家代表团一行人的参会过程中有零零散散的表露，但是，从笔者的观察来看，这些言论恐怕还无法落实为中国企业家近几年内的主要行动目标。

当然，中国企业家本身游 说的意识还是非常强烈的。中国企业家和中国政府代表团住在同一家宾馆，常有偶遇发生，每每相会，中国企业家就会热心给中国代表团支招。

但是，此次来到哥本哈根 的中国企业家，仅仅是十多名民企代表，这在约5万多人参会规模的气候大会中，只是微不足道的小零 头；在中国千千万万企业家中，更是个小小零头；而中国企业家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的活跃程度，相比于整个气候大会的活动规模，仍然是个小零头。中国企业家 的国际化步伐，仅仅是开了个好头。

 

低调的中国民间组织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第一 周，来自中国的企业家们在贝拉中心组织了一场行为艺术秀，他们推出五个一人高的绿色英文"CHINA" 字母，以此展示中国的绿色愿景。不过，在排山倒海的行为艺术秀中，这个创意太过于单薄。中国企业家们急中生智，将每个字母解释为一个新的单词，将创意放大 到了全球下所有公民的责任，此举一时获得诸多追捧。

相比之下，来自中国国内 的NGO代表们，在满场的NGO行为艺术秀 中，显得颇为沉默。此行，不算国际NGO组织驻中国办公室的成员，至少还有20名来自本土NGO的代表在国外基金会的支持下参加了 此次活动。此次会议，几乎所有NGO代表都集中参加了贝拉中心的全会，也就是国家代表的谈判战场； 也参加一些边会，也就是企业、国际民间组织对于控制气候变化中的技术性环节的讨论。

本次参加哥本哈根气候大 会的中国NGO中，阵容最为强大的是中国民间气候变化网络（CCAN）， 一共派出了8名代表。CCAN自2007年开始，就有了一个学习网络，学习交流气候变化方面的专业知识，跟踪探讨气候变化议题和行动，分析研 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策略。在哥本哈根，CCAN的参会代表每天会分工跟踪不同的议题，记录 各国谈判策略，在此基础上，每天再分析总结一次。

从巴厘岛到哥本哈根，CCAN在专业技术领域的积累日益加深，虽然目前尚未高调参与到气候谈判的游说工作之中，但是游说的议题已经 呼之欲出。

不过，在另一个民间层 面，中国元素完全缺席。实际上，此次哥本哈根不只是开了一个气候大会，而是三个。除了在贝拉中心的主会场外，国际上的民间组织还在DGI体育场共同组织了Klima论坛，以及在哥本哈根 的自由城克里斯提安附近组织的非常另类的气候草根论坛。前两个会议，丹麦政府都提供了硬件支持。

Klima论坛不仅仅是民间组织的论坛，更是整个气候大会中民间活动的发动机，民间组织通过对大会进程的判断，发 起不同的活动，向会场内的国家谈判代表施压。这里每天激烈地讨论着气候变化中的弱势人群、原住民、受气候威胁的人群们的利益，和如何回应贝拉中心谈判进程 的策略。

在Klima论坛，还能看到官方代表的身影。马尔代夫总统、非洲国家代表等等，这些在气候谈判中处于弱势的小岛 国、非洲国家，都会积极地在Klima论坛上寻找来自NGO的 联盟，给欧盟等强势团体施压。Klima论坛中的NGO也 在贝拉中心旁听全会，他们自诩来自草根民众发表民间的声音，游说国家代表，确保大会的公开透明。因此，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会通过各种形式给会场中的政治家 施压，将民间的声音更强烈地传递到政治家那里。

Klima论坛的绝大多数民间组织，来自不同的国家，其理念主要是左翼社会运动理论，在他们眼里，中国依然还是左 翼运动基地的传奇，越南已有了修正主义之嫌，而古巴的名人更多的还是格瓦拉。

不过，如果中国NGO深度参与其中，是否会让这些同道们失望呢？笔者注意到，来自中国的民间组织极少用左翼运动理论武装自 己，而更多倾向赞同市场化、全球化、WTO等等左翼机构反对的内容。就这些机构在国内本土的活动而 言，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当之无愧地与弱势人群和草根利益站在一起。但是，进入国际舞台以后，他们和代表草根利益的Klima论 坛完全没有接触。

中国民间环境组织在走向 国际以后，无论是否批评过政府，其策略都会集中在宣传中国成绩、或者帮助中国政府参与谈判。从对比的角度而言，中国民间组织在联合国大会中的角色，颇类似 于企业和政府游说团，而不是代表草根民众利益的组织。

这种角色上的鲜明冲突， 也是中国民间环境NGO的特征。不仅社会运动理论尚得不到中国环境NGO的普遍认同，社会抗争和批评亦是在小心翼翼中谨慎展开的。毕竟，国内NGO的活动空间尚待拓展，不能如国外NGO那般天马行 空。而且，在活动经费上，也暴露着民间组织的艰难。除了企业家代表团是自费参与哥本哈根大会外，其他所有来自国内的民间组织，基本上财力都不足以支付参加 国际谈判的成本，均是在国外基金会或个人的资助下方才成行的。这种资助，也往往是某个特定项目中的资金支持。相对而言，常规性的参加联合国活动的经费，如 果不属于行政支出而是项目支出，那么，这种参与的能力是没有任何保障的。

所以，中国NGO近几年来虽然频繁参与，对气候议题的话题也有了十足的把握，但是，进一步的国内政策游说和国际游说能力， 仍然孱弱，远低于中国NGO的实际能力。以行为艺术为例，中国企业家们通过行为艺术进行了表达，而 中国民间组织还停留在项目执行的阶段，这种主动自觉的表达还远远不够。

因此，不得不很遗憾地 说，中国环境民间组织在国际活动中，总体上还不能够完全地进入国际对话之中。至少，Klima论坛 中的缺席，就是最大的遗憾。

不过，在哥本哈根的最后 一天，中国的官民互动有了亮点。因为参会人数急剧增加，丹麦方面在民间组织的强烈抗议中，取消了民间观察团的参会资格。中国民间代表团在参会无门之际，一 位朋友很大胆地向中国官方代表团请求帮助。让他们高兴的是，中国代表团大方地给了他们十张官方代表的入场证。

 

联合国是人类再造巴别塔 的过程，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情面前，各方最终必须站在同一个平台上方能对话。

而融入国际社会，也需要 自身的成熟，中国企业家、民间组织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也在于中国企业家和民间组织自身不同的成熟程度。企业家在艰难的环境中成长了30年，这需要充分的生存智慧以及在市场环境下磨打的韧性，但是，他们还缺乏足够的视野和社会活动空间。而中国 民间组织十多年的破冰之旅，一直专注于技术的积累和项目的运作，另一方面，则苦于资源的短缺以及政策的空间。

这些因素，也最终决定了 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特点。或许，从2010年的墨西哥开始，在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期望和压力持续增 加的情况下，单靠政府代表团是不足以在国际舞台上游刃有余的，而企业家代表团和NGO代表团在填补 中国在国际舞台的空缺上，依然存在很大不足。

没有中国社会领域的发 育，就无法拉近和世界的距离。中国社会发育的程度，将持续地影响中国和世界的交流。

 

《凤凰周刊》 ：中国构建超级“网络管理国境线

文/《凤凰周刊》 记者 田路 特约撰稿员 姚遥

2009年12月11日，国家广电总局关停了约200家没有取得视听节目许可证的网站。广电总局此次整顿范围从提供在线视听类服务的网站扩展到提供影视作品下载类网站，清理范围和力度进一步升级。据称，今后将对视频下载网站采取许可证管理。

12月5日，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司长庹祖海表示，网络空间也是社会的一部分，需要立法规管。他同时透露，相关部委也在研究网络实名制、网络虚拟财产、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内容分级管理、预防和矫治网络沉迷等问题。

同一时间，BT中国等BT下载网站被关闭。

海外评论家认为，2009年岁末中国频繁祭出互联网整顿的重拳，除了正常的行业规范管理，亦有完善"网上长城"综合效果的考量，毕竟互联网发展到今天，技术创新和传播方式的日新月异，使得简单强化对某些网站的屏蔽效果，已远远无法真正实现这一系统工程的初衷。

互联网时代，海量信息的自由传递，不仅对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构成巨大冲击，同时也弱化了政治控制和社会秩序。美国学者德图佐斯在其1997年出版的《未来的社会―信息新世界展望》一书中，道出了政府对互联网的担忧："一个方面是其影响范围无所不在，趋于无视国界。另一个方面是隐秘性，新的加密体制能把它给予罪犯和任何被视为'国家敌人'的人。让我们分别称之为政府对普遍性和隐秘性的恐惧。"

因此，自互联网诞生之日起，各国政府都试图对其进行或深或浅的控制与监视。今天，世界各国依据各自的意识形态以及法律体系，对互联网系统形成了不同的监管方式，譬如网络实名制，在韩国已实施经年（详见本刊2006年12月《国外互联网络的监管》一文）。而中国正处于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增加的转型时期，有效加强互联网监管以维护社会稳定，在管理者看来，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有舆论认为，2009年是中国近年不断加强互联网监管手段以来，管控技术和力度最具突破性进展的一年，传统穿越"网上长城"的各种技术工具纷纷失效，但技术的发展，使得管制信息的传播方式更为隐蔽，传播源更为分散。2009年末的重拳出击，舆论反映和监管效果如何，目前尚无从得知。但中国从1995年互联网开通以来，监管与反监管的攻防战，不但显现出一条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轨迹，亦显示出一条社会矛盾和焦点的轨迹。

1995－2000：不设防年代

中国互联网是何时开始的，一般有两个提法：一为1993年3月1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主持会议，提出和部署建设国家公用经济信息通信网（简称金桥工程）；另一个说法是1995年1月，北京和上海两个节点正式接入Internet。无论何种，这两件事对中国的互联网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互联网曾有一个标志性场景：1996年的北京白石桥路，路边高高的白杨树间立着一面巨大的广告牌，上书："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向北1500米，即为瀛海威的网络科教馆。

瀛海威为普通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向互联网世界的大门。尽管当时全中国的上网人数还不到8万人，但那是一个百无禁忌的不设防时代。

也就是在这一年，广州网民温云超开始上网。与当时多数中国网民一样，温在第一次体验自由表达的亢奋时，也迅速将注意力转向现实社会少有机会表达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他和遍布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分成不同阵营，围绕着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热烈争辩―这都是真实世界里无法想象的事情。

对国内网民来说，互联网除了提供百无禁忌的言论机会外，境外多得不可计数的色情网站也同样让他们"大开眼界"，借助互联网，色情文学不但从无到有，而且迅速完成了门类细分的进化。

无拘无束的狂欢很快落幕。1999年末，温云超发现一个叫北美自由论坛的网站已经无法访问，同时不能访问的网站还有万维读者和多维新闻。

那时的温云超已是人民网强国论坛的常客，他有了自己的网名―北风。强国论坛建立于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之后。在那里，各地网民首次感受到了网络给他们带来的兴奋与冲击。他们每天在论坛里热烈讨论各种重大时事话题。可没过多久，这些讨论就很难持续下去了，因为网民们发现，论坛里有了过滤字，发言被过滤字吞噬渐成常事。过滤系统的关键词只有两种：政治与性。

"温云超"们当时并不知道，在他们积极讨论之时，一部与己息息相关的法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已悄然实施。这是一部在1997年12月11日经由国务院批准，同年12月30日由公安部发布的法规。这是中国内地对互联网展开全面管理的第一步。

其实，在中国接入互联网的那一刻起，对网络的监管就已同步启动。

1996年，为帮助中国建立国际互联网公共接口，而受雇于中国政府的迈克尔・罗宾逊，被中国同事召到了会议室。对迈克尔来说，这是他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天。

会议上，迈克尔的中国同事问他："是否有办法对中文互联网上的电子邮件和网页地址做关键词搜索"。迈克尔回答没有，想"嗅"（sniff）出分割加密的海量数据简直是不可能。然而他的中国同事并不放弃，在成串会议和多次询问之后，迈克尔被告知：他必须协助监测到中国用户用互联网做了些什么，否则会失去这份工作。迈克尔・罗宾逊选择了保住饭碗。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开始寻求与国际大厂商合作，应付网络时代的种种新挑战。1998年***功事件后，***功组织以一种异乎寻常的积极姿态利用网络这个传播平台。他们不但在网上没完没了地张贴宣传，而且还向个人电子邮箱发送大量邮件。有段时间，"温云超"们苦于每天必须及时删除信箱里的宣传材料，许多人的邮箱因未及时清理，而被垃圾邮件撑满停用。而论坛的版主们亦苦于要没完没了地删除那些层出不穷的宣传文章。

***功组织的狂热宣传加速了内地网络监管的步伐。同年，"金盾工程"开始建设。参与"金盾工程"的有清华大学，以及美国、英国、以色列等国的高科技公司，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思科。

美国专家Ethan Gutmann在《Who Lost China's Internet》一文中称，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思科就担起了为中国新生的互联网安装防火墙的重任。思科专门为中国政府开发了一种由路由器设备、积分器和防火墙组成的盒子。这种盒子具有拦截信息和进行关键字检索的功能，每个单价2万美元，而中国电信"购买了难以计数"的盒子，"思科大捞了一笔。盒子在网络系统中到处都是"。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GFW的最初形态。

GFW一词来源于2002年Charles R. Smith写的一篇关于中国网络审查的文章，查尔斯很形象的将中国的网络审查比作中国的防"火"长城。这个名词从此一炮走红。

虽然GFW一词广为流传，但无论是公安部的"金盾工程"，或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还是国务院新闻办等单位，都不能完全对应于公众所理解的GFW范畴。

网络活跃人士周曙光认为GFW太复杂，各人理解难达一致，是个复杂的系统，何况政府部门并不承认这个系统的存在。因此，他将国家防火墙定义为来自政府的网络审查系统。

据了解，目前中国国家级的网络管理机构主要有四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宣传管理局、中共中央宣传部舆情信息局、国务院新闻办网研中心舆情处，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网络局。此外，公安部、国安部也都有着自己的网络监控机构。这些机构在职能、范围上都有着很大的重叠，但皆为每天收集网络舆情并作出相应指示而设。

2000－2002.9：可以轻易翻越的"长城"

1999年末，一系列国内外网站的关闭和封锁，标志着内地网络有效监控时代的来临。"网上长城"已初具规模。

此时的温云超，已有三四年网龄，对他来说，越过这些早期的"边境线"并不难。他在网络上搜索到一些代理服务器的地址，通过代理进行访问。代理服务器的原理，就是让甲电脑先通过网络联接到某处一台已经联网的乙电脑上，相当于通过乙电脑上网。如果乙电脑可以访问被屏蔽了的网站，则甲也可以。但是，温马上又有了新的难题，他发现似乎有内容被过滤。这个疑问很快得到了证实。温云超在2001年，跳槽去做一家网络公司的总监。到2002年，他了解到中国的互联网上确实已开发出内容审查系统。

不过内容审查系统只是针对网络上发布的内容，而网民们访问"国境线"外的网站并未出现太大的障碍，只需掌握简单的使用代理的知识，即可绕过对特定网站的屏蔽。那时还有不少"网上白求恩"开发出诸如"代理猎手"一类自动搜索代理的软件，方便人们搜索和更新代理服务的地址。

由于这一时期各城市迅速完成由拨号上网变宽带上网的工程，网民以几何级数量增长，汉语世界的信息中心和观点交流平台，迅速由海外转向国内。尽管此时"网上长城"仍可轻易翻越，但大多数热衷时事的网民并不频繁翻越"长城"，而是直接阅读海外转载过来的文章。

这一时期，被屏蔽对象除色情网站外，主要是海外新闻类网站和政治团体类网站。随着时事类信息交流平台由海外向国内的转移，其重要性已被迅速降低。同时，网络新技术和传播方式的创新，替代性平台也不断出现，譬如号称"自由百科全书"的维基百科，其查阅、检索资料的便捷性远远超过海外传统的新闻网站或论坛社区。

对文字类的"不良信息"，过滤字系统的阻挡作用，甚至不亚于网上长城。但是，很快有网民研究出对抗过滤字的软件―将自己的文章输入这些软件，它会自动识别出过滤字，并转化成非过滤字。比如在字与字之间加上"/"或"*"符号，或改成同音字。

过滤字系统简便易用，但也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由于它无法识别包含关键词的文章是否真正属于"不良信息"，导致官方的时政新闻几乎都无法通过这个系统，此问题时至今日依然未能解决。随着信息监控系统功能的迅速提升，它甚至会导致官方网站被意外屏蔽的情形发生。譬如《东方早报》报道，因为一条"中共武汉市气象局党组关于2009年全市气象部门反腐倡廉工作意见"的消息，登录武汉市气象局网站时会显示"信息监控系统检测到不允许的词"，页面被强行关闭；而《南方都市报》12月16日亦报道，访问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的网站，点击其栏目"民用雷达"页面，亦会弹出相同的提示，后者是因为一段"港口交通管制等领域"的文字中有"口交"二字。

总体而言，无论是关键词还是对境外网站的屏蔽，此时国内对互联网内容的监控，其实际效用远未达到管理者的期望。以至几乎所有网络工程师出身的网民在谈起传说中的"网上长城"时，多认为这不过是做个样子而已，绝对不可能起到真正的效果。

不过，此时的防火墙虽聊胜于无，但使用代理需要一定的网络知识，并非所有人都能熟练操作。不断寻找新的代理，对一些网民而言，也是颇为痛苦的经历。但谷歌登陆中国，一切开始改变了。

人们发现，谷歌检索到的有些网站虽被屏蔽，但通过其强大的"网页快照"功能，无需翻墙就可以轻松浏览到被屏蔽的信息，而且用搜索引擎访问非法信息，只需输入关键词，根本不必访问特定网站。接下来，人们又发现，在谷歌里搜索任意敏感词，搜索结果的第一二条链接就可以突破屏蔽直接联接到"大参考"等网页上。这些方法在网民中流传一时。

谷歌搭建了一条极为便捷的跳板，网民们浏览海外"不良网站"的高涨热情，监管者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他们一边及时增加屏蔽内容，一边开始出台各种法律法规限制网民对"不良网站"的浏览。

200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此后，中国相继出台了多项法规对互联网进行整治，此类法规的颁布实施，使网民上网浏览非法信息也成了一种违法行为。

终于，谷歌的"网页快照"和"隐藏路径"给自身带来了严重的后果。2002年9月3日，中国网民发现，Google.com打不开了。此次封锁一直持续到2002年9月12日才得以解除，但因为运用了TCP会话阻断的技术手段，"网页快照"等功能从此彻底消失于中文的谷歌网页。

2002－2009：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2006年1月25日，疲惫不堪的谷歌公司放弃了对"原则"的坚持，实行本土化，启用google.cn。这是为用户提供了审查版的搜索系统，限制了用户对敏感关键字和网站的访问。上述广为人知的句子，便是在谷歌中输入关键词后必然出现的文字。

即便如此，谷歌的形象仍显不驯。2009年6月24日，谷歌再次被封，原因不明。而谷歌用户的比例，也从2000年时的67.1%，下滑至不到三成。

现在看来，2002年9月3日谷歌被封已经成为一个标志，一个中国内地互联网进入成熟期的坐标。这一时期，虽然被屏蔽内容的数量在不断的增长，GFW投入的人力物力也不停增加，但对于大多数刚刚投入网络生活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并没有经历过1990年代的不设防时代，也没有网络初步形成时的那番兴奋与激荡。对他们而言，网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别无其他。

2002至2009这几年，是中国互联网业的飞速发展期。期间，有近40家中国互联网企业海外上市，这几十家公司聚集了几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的财富。一个新兴的产业正在全速发展，对年轻一代来说，它代表且仅代表着机会与财富。

然而，网络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监管难度。"不良信息"的内容，迅速由单纯的文字格式变成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格式，传播源头更加分散，传播方式更加隐蔽和多样化，传统点对面的传播方式所占比重越来越低。同时，"不良信息"的识别难度也越来越大。

尤其是对色情类信息来说，识别难度迅速加大。借助互联网传播的隐蔽性和有效性，色情业的扩张似乎如鱼得水。尤其是聊天室，短短几年时间就由交友平台迅速变成色情广告泛滥的平台，以至除非整体关闭别无更好办法的程度。

对监管者来说，更大的挑战和难度在于，随着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增加，各种突发性事件信息传播的监管任务也越来越重，因此必须随时扩大关键词。而互联网与传统媒体最大的区别就是，人人都可以是报道者。仅靠简单强化对特定网站的屏蔽效率，远远无法完成新时期社会稳定赋予其的监控要求。

为此，屏蔽的对象和名单，必须迅速从组织、机构扩展到个人，从专业新闻或宣传机构扩展到可能成为"不良信息"传递平台的专业网站或技术工具。譬如对海外一些视频专业网站的封堵。

为此，屏蔽名单已不单是那些新闻类网站，而是扩大到了无所不包的境地。以中文维基百科被屏蔽为标志，之后众多的视频类网站、博客类网站的屏蔽与关停，都显示出监管者为应付层出不穷的网络突破渠道只好采取终极手段。

熬过了SARS的侵袭，迎接了2008奥运会的盛临，经历了大地震的洗礼，GFW更加成熟壮大，也更加幅员辽阔无远弗界。它无疑开始一点一点地显现出成效来。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网民来说，掌握"翻墙"技术以及不断地更新各种复杂的代理软件是件令人烦恼的事情，因此，一旦某个网站被关停，也就预示着这家网站在国内的销声匿迹。据国内个人博客网站牛博网创办人罗永浩介绍，牛博网因博客中涉及敏感问题而被"墙"，之前每天120万PV的访问量迅速落至10多万，不足原先的一成。

或许只有利剑的存在才能体现出盾牌的价值。伴随着GFW的成熟与高效，突破网络封锁的努力与尝试也日益多样化与集团化，很显然，这一时期对网络监管的突破渐渐显露出更加复杂的情势，已经从单纯的网民自发的行为，上升到深刻政治背景与内涵的层面。

2002年3月，动态网络技术公司在海外成立，该公司有着明显的***功背景，主要从事突破网络封锁软件的开发，主要软件有"自由门"、"动网通"。这些年来，***功组织在海外获得了巨额的资金支持，使得他们有能力不断的开发破"墙"软件，并向全球免费提供下载，这不能说没有任何海外官方资助的影子。"自由门"软件目前已经升级到6.90版，而"自由门"接收反华国家与机构的资金赞助，是众所周知的秘密。

如同一场你追我赶胜败莫辨的游戏。"自由门"软件越是升级，GFW的功能就越发加强。每一代"自由门"使用时限越来越短，更新愈加频繁。2006年开始，几家内地著名的防病毒软件，开始将"自由门"软件列为病毒清扫对象。具体内情我们无从知晓。

这时，另一款全称为洋葱路由（The Onion Router）的软件TOR也开始免费发布。网民简称其为"洋葱头"，或者"套"。它最初来源于美国海军实验室开发的一种技术，随后被发现可用于保护互联网用户的隐私。阴差阳错，网民发现"洋葱头"除了具有防止西方政府监控网民隐私的功能，还能用其突破互联网的封锁。2006年，"洋葱头"独立成型，以"洋葱头"项目之名注册为美国的非营利机构，免费发布"洋葱头"软件。

每当境外有了新的破"墙"软件，克服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利用那些乐于与中国合作的美国公司的技术资源，开发新的应对软件。据悉，中国占全球电讯设备市场约25％，这一比例还有继续扩大之势。其中有相当部分属于被中国政府购来用于建立"安全系统"。

除了这些明显有着背景支持的软件，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以及网民不断对新技术潜力的发掘，也给GFW带来了新的挑战。大约2005年起，博客这种形式开始在内地网民中风靡。相较于先前的BBS，每一个博客都是一个网民自己的独立媒体。这对于网络监管来说，投入的时间、人力与资金与之前对BBS的管理，恐怕是几何级数的变化。

而网民对P2P（个人对个人）下载软件潜力的开发，也为GFW始料未及。2003年左右，随着宽带网络的普及，各种P2P下载风行网络。一夜之间，网民们发现，原来P2P软件竟能直接搜索其他网民电脑中的信息和资料。尤其对那些色情信息的需求者来说，它意味着根本不需要再费劲爬上海外色情网站去寻找色情图片，现在，只要开着电脑，任意两个陌生人之间就可以互相传递色情影片。网络封锁对此形同虚设。

P2P技术带来的巨大冲击，甚至使中国猖獗一时的传统盗版行为开始变得无利可图，因为人们可以随意从网上免费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而应对过滤字系统监管，又有了新的应对手段，有人利用过滤系统无法识别图片内容的特点，将"不良信息"的文字处理成图片格式，然后发至网络。

2007年4月28日，上海市民杜冬劲起诉上海电信，起因是他作为被告的宽带付费用户，发现不能直接访问一些海外网站，属于对方违约。法院判杜冬劲败诉，因为原告通过设置代理服务器仍可以登录某网站。网民用商业服务合同纠纷的方式来挑战GFW，实属无奈。

2009：网络管理转折年

2009年2月10日，中央电视台新楼不慎发生大火，在这场传统媒体反应不及的火灾报道中，大出风头的，竟然不是反应便捷迅速的商业门户网站，而是第一时间就做出反应的网民，他们配图配文的直播，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由于这次火灾事故报道，网络新工具TWITTER大显身手。TWITTER和"饭否"的出现，真正实现了让每个网民都可以成为记者。

这一年，继香港艺人陈冠希的不雅自拍照在网上被疯传一时后，各式各样性爱自拍、偷拍视频和照片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它显现出的是网络时代的双重难题：监管难和个人隐私极易被侵犯。

而2009年多起"人肉搜索"事件，在显示出网络舆论突然变成对官员的强大监督力量的同时，也在针对平民"人肉搜索"的事件中，显现出互联网技术对传统社会道德和隐私的巨大冲击。

网络监管者在2009年面临着自中国网络诞生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今天中国网民高达3.5亿，为世界第一。新生网民已无早期网民将网络视为新生事物的兴奋与刺激，只是将其当作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网络的发展，让网民有了更多的选择。游戏、电影、社交……他们的网络生活中，国境线那边的风景并无太大吸引力，对许多人来说，那些离他们的生活似乎有些遥远。直至有一天，他们一夜醒来，发现自己视为生活一重要部分的BT下载不灵了。

BT网站被封，几乎在网络中掀起了集体性的反对浪潮。那些以前不闻政事、但已习惯一切影视资料免费获得的年轻网民也第一次加入了质疑网络管理的大合唱。但这次事件似与政治无关，而是迫于版权压力的中国官方不得不为的一个结果，网民可以免费享受版权保护文化作品的待遇，恐怕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顺带一提，为了适应中国网民习惯免费获得版权保护的音像作品，google.cn也积极向中国的竞争对手学习，提供了免费下载音乐的便利。自然，苦于无法从网上"free"获得音像作品的西方国家网民，也很快也发现了google.cn这个"阿里巴巴宝库"。

2009年5月1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发文件，要求2009年7月1日之后在中国境内生产销售的计算机出厂时应预装最新版本的"绿坝―花季护航"。消息传出，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网民一片哗然。但一些孩子正处于低幼年龄的家长却有不同的看法。

2009年8月，TWITTER主站被屏蔽，"饭否"被停。

2009年12月，文化部称将对网站实行分级。同时，工信部关停了200余家网站，并称将对网站实行许可证制度。

2009年12月11日，CNNIC停止了内地个人域名注册，理由是"为了提升域名注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一步加强域名注册信息审核工作"。与此同时，工信部再推新规，规定在海外注册的域名必须向有关部门报备，方可接入中国互联网，否则将在国内屏蔽。

2009年一连串的网络监管举措，显示GFW在多年的网络管理中，对网络已经从不熟悉走向熟悉，监管措施的针对性越来越强，越来越有效。

作为一个见证者，温云超明显感觉到GFW的能力在2009年大幅度提升，以往访问海外网站极为便捷的"自由门"突然失效了，这是多年来从没有过的情形。他只能用起了"洋葱头"，并向周围跑来求教的人推广"洋葱头"。据他统计，仅通过TWITTER进行推广翻"墙"技术，七一前后，每天新增为"洋葱头"的国内用户约有一万六千人。

如果说屏蔽网站是对"面"的监查，对网民个人的管理则是定"点"直达了。

网络除了信息的获取，另一个重要用途当属即时通讯。目前，中国最流行的即时通讯工具QQ的注册账户总数为7.153亿，其中活跃账户数达到2.92亿；MSN用户则有1892万；Skype在中国也已经拥有超过5100万的注册用户。如此庞大的通讯工具用户群，各种诈骗组织机构和色情机构自然不会放过，有关部门也同样会紧密注视。

2005年8月，《华夏时报》记者谷龙在关于腾讯公司利用QQ监视用户的报道中指出，腾讯QQ记录用户聊天信息并传回服务器。该报道称，"经腾讯公司的内部技术人员证实，QQ留有后门程序，不过一般点对点的聊天不会激发后门程序，多用在QQ群聊天上，如果谈话内容带有关键字会被立即记录下来发给我们服务器，再交给警察处理"。

该报道当时引起广泛关注。

QQ如此， MSN和Skype也差不多。

2005年9月，Skype与TOM公司合作，在中国推出TOM-Skype版本。TOM根据当局的要求，在TOM-Skype版本加入了木马功能，对关键字实行过滤，并收集用户信息。据了解，TOM-Skype版本的关键字过滤主要应用在文字聊天上。该关键字过滤器不会显示于Skype 聊天。一旦发现有敏感字后，它便会记录下来并加密发送出去。

Skype的负责人尼科拉斯・泽斯特朗，在2006年4月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时解释说，Skype只是遵从了不和当地法律相抵触的原则。"TOM-Skype实施了关键字过滤，但是在中国这个市场大家都这样做"，《金融时报》引述尼科拉斯・泽斯特朗说。"这些都是规定"。

而MSN则根本无需如此复杂。由于MSN使用的是ASCII码，采用明文传输的方式来传送即时消息，而这种传输方式不会经过任何加密过程，非常容易被专门的监听软件截取谈话内容。由于MSN的安全缺陷，不需要在被监控对象的机器上装任何的东西，MSN对话尽收眼底。

网络管控背后的"国际主义战士"

据海外媒体报道，中国GFW的建立与发展，一直是与西方高科技公司的协助密不可分。据Ethan Gutmann在《Who Lost China's Internet》一文中称，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许多大公司争相与中国政府配合，为中国建立GFW提供自己的技术以换取进入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的机会。他们之间不仅为各自的利益在报价上互相竞争，还通过支持国有新华通讯社的分支―中国互联网公司、"美国在线"（AOL）、"网景"（Netscape Communications）和"太阳"（Sun Microsystems）帮助中国政府宣传。为了不在竞争中落败，加拿大互联网巨人Sparkice宣布：在它的网站上，只有中国政府认可的新闻。而Nortel则为中国的公安部提供了声音和闭路照相机识别系统的软件。一家以色列公司则为中国电信提供一种"智能内容确认"的软件（iCognito），可以在网民上网时进行实时检查并过滤信息……

2008年，思科公司与雅虎、谷歌一同坐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席上。思科公司2002年的一份面向中国客户的90页内部报告被展示，其中一项为：思科公司的技术有助于"金盾工程"打击***功和其他敌对势力。美国思科公司，当时向中国公安部提供了特制的数据包级别的内容过滤路由器。技术人员杰夫介绍，这种路由器在转发每个数据包的同时，都会复制一份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的结果，可以允许这次通信正常进行，或者中断这次通讯，情节严重的，将会封掉这个国际网站或IP地址。

在GFW一词的发明者查尔斯的文章中，也专门提到了思科等公司，以及其提供技术服务和网络硬件产品的部门。

加拿大国会辖下的人权与自由发展国际中心在2001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介绍，2000年11月，在中国公安部赞助的国际安防展2000上，美国思科公司、加拿大Nortel和Sun公司都参与其中。此次展会中，"金盾工程"成了焦点。

在展会上，为了取得订单，Nortel积极兜售一种叫做OPTera Metro组合的技术。OPTera Metro 组合能够令互联网络服务供应商更有效地追踪到每个互联网用户及其在网上的活动。这一技术与Nortel的隐私策略是相抵触的。而另一边，思科公司的女推销员也在大力宣传她的公司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火墙。

而现在，这些国际大公司的代表们都拒绝回答有关他们所代表的公司是否参与"金盾工程"的任何信息。

思科公司的副总裁否认其参与中国网络审查和监控，他指出这份内部报告是一个在职低级工程师的行为。他强调思科只是个技术公司，并不对客户如何使用技术负责。